熊丙奇

　　“大學學費要提高，很多人反對，我是贊成的。”79歲的經濟學家茅于軾做客“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作《國富國窮——制度和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演講時如是說。

　　我們不能否認他們的想法毫無道理，但就現實的國情而言，這種想法更難以實施，如果實施，則有可能從眼下的“富人搭窮人的便車”變為“把窮人趕下車”。

　　其一，憑什么要富人付更多的學費？作為“富人”，已經給國家作出了更多的稅收貢獻，為何還要在享有國家教育資源時，付出更多的費用呢？

　　其二，富人怎么鑒定？在我國，每個家庭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并不透明，再加上誠信缺失，這也就導致富人冒充窮人在學校領助學金以及真正的窮人得不到幫助的事層出不窮。

　　其三，高校舍得把“多收”的錢真作為獎助學金嗎？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高校必須從事業收入中足額提取不低于5%的經費，用于學費減免、國家助學貸款風險補償、勤工助學、校內無息借款、校內獎助學金和特殊困難補助等，但是，做到這一規定的學校，并不多。

　　其四，學費制定能隨心所欲嗎？高等教育成本分攤理論，有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得益原則，二是能力支付原則。以富人標準來制定學費標準，并寄希望由此解決窮人的上學問題，在筆者看來，會以所謂“公平”的名義，形成對窮人的進一步掠奪。

　　把受教育者視為最大的財源，“羊毛出在羊身上”，當然是比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提高高校市場競爭意識更“行得通”的辦法。這種不考慮受教育者利益的觀點，與多年前擴招時用教育消費來拉動內需，以收費來促使教育規模發展，名為發展教育，實為推動教育產業化的觀點，有何差別呢？可以設想，如果學費成倍提高，要求每個學生必須先交學費(或先辦好貸款)才能報到，報到之后再考慮減免或獎勵，而減免額、獎勵額有限，那么更多的學生會因家庭困難被擋在大學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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