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樺

　　從儀隴到成都打工的建娃定了下個月2號的火車票：昨天老板告訴他，從下個月起，市政府規定的最低基本工資的標準提高了，要執行每月650元的標準，建娃的工資也要相應提高了，要他回老家過完春節早點返城——建娃在公司干了幾年，已經是一個老板做裝修工程離不開的“技術骨干”。

　　已經有了一個理發店鋪面的邱喻，在成都已經是“老住戶”了：同是遂寧人的老婆在店里幫忙，兒子則已經在附近的嬌子小學讀書，還是班上的體育委員。每天迎接那些來剪頭和染發的老顧客，邱喻表現出來的熟捻已經看不出這個“小老板”幾年前還是一個背著工具到處找工作，見面第一句話總是“最低工資是好多？”的那個鄉下人，社區組織的冬天給貧困家庭“送溫暖”，邱喻一次就捐了4件棉衣。

　　一到冬季，總是會有很多媒體通過各種不同的形式關注“年關難過”的貧困人群，也就總是會有很多形式的“送溫暖”活動，這，已經成為社會的一道特殊的風景線。全民資助貧困人群自然無可厚非，但在這道“風景”的背后，我們能夠看到的不僅只是“善心”的光輝，還有對社會收入不均等發出的“一聲嘆息”。

　　一項對1978年-2006年所有行業收入的研究表明，自2002年以后，行業間 的收入分配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趨勢。1978年，國家統計局劃分的16個大行業中，工資收入最高的“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與最低的“社會服務業”人均工資之比僅為2.17倍；2006年，全國大行業中工資收入最高的“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與最低的“農業”人均工資之比高達4.69倍，全國這一比值最大的省份已經接近6倍。

　　有人說，收入存在差距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現象。特別是工資性收入，一定程度上是勞動力價格的體現，但收入差距過大則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再說，縮小收入差距有五大途徑，按照十七大報告的標準說法，就是：第一“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第三，“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第四，“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公平”。第五，“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這五項里，起碼有三項是直接和收入分配息息相關的。而其中的每一項途徑，都不可避免的與制度的一致性和公平性有關。

　　就說已經被民眾詬病了許久的壟斷行業高收入，雖說早成為就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可就是“命比貓還長”，時不時地，還會有壟斷了水電氣油的部門出來“叫窮”，嚷嚷著“原材料漲價，我們也要跟著漲”；

　　就說一直高高在上的銀行業的高管們，老是過不了與世界接軌的“服務”初級關，但工資收入與國際的接軌卻快得出奇，動輒百萬的年薪拿得心安理得。

　　難怪，最近有一句稱得上是“經典”的語言，已經被很多人口口相傳：你可以跑不過劉翔，但你必須跑贏CPI。還有人將這句話進行了“修飾”：工資漲幅一定要趕上GDP、跑贏CPI。

　　倒不是現在的人們骨子里多了些幽默的基因，而是現實的生活溫度，已經逼迫人們在“全國各行業人均工資差距最大近6倍”的數據面前，沒了工資收入“跑步前進”的信心，多了對工資增長前景出現“散步狀況”的憂慮。如果沒有提高全民收入真正切實有效的措施，背負著6倍的收入差距，還要應付每天水漲船高地物價，相信人們拿出“吃奶的勁”，也最可能在這場注定是“輸家”的比賽中敗北，最終只能眼睜睜看著縮水的收入，為“通脹猛如虎”買單。

　　但面對兩極分化，政府不能無動于衷。市場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過大，要靠財政、稅收、福利和社會保障等再分配機制進行調節；市場制度的不足或失靈要彌補或糾正；只有在不斷提高職工收入的基礎上，有效刺激就業，提供公平的收入機會，那時，才說得上去“跑贏C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