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交鋒

　　如果國家沒有相應的財務能力包辦高校，人的發展、社會的發展又需要最大化的高教供給，那就要讓高校產權多元化，讓民間資源充分涌入高教領域。

　　對茅于軾先生關于高校應提高收費，以增加助學金和獎學金的主張，贊者有之，彈者有之，尤不乏道德判官慷慨激昂的重炮轟擊。其實，高校收費，無須道德上那么高調，一個技術問題而已，完全可以從容討論。

　　茅先生的主張本無可厚非。有錢人的孩子上大學，當然沒有理由要納稅人補貼。通過提高高校收費，切斷有錢人搭便車的通道，也使寒門子弟能得到救濟，可謂善莫大焉。但茅先生的這個設想放在當下中國，無疑是太理想化了，因為高校提高收費，并不是沒有前提的：

　　第一個是內部性前提，即高校財務制度的前提，高校財務必須要有嚴格的公眾監督，而且必須要有一個公正的轉移支付系統。在這樣的制約之下，高校才可能透明和廉潔，高校收費才可能不是無底洞。否則，高校收費再怎么高，恐怕也與絕大多數寒門子弟無緣，只會為高校腐敗提供更多物質基礎，徒然抬高寒門子弟求學的門檻。

　　高校提高收費的第二個前提，亦即外部性前提，就是高校市場的多元化。有人拿發達國家高校的平價收費反駁茅先生，這并沒有反駁到點子上。因為發達國家高校收費制度是多元化的，而并非清一色的平價。這種收費上的多元化，主要基于高校產權的多元化。但凡是公立高校，收費都低，我走訪過的馬里蘭州立大學和艾奧瓦州立大學，本國學生年收費好像不過6000美元，不過是一個普通公職人員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肯定遠遠低于培養成本。而名牌私立大學，譬如耶魯，譬如哈佛，譬如斯坦福，就是天價收費，往往都在公立大學收費的十倍以上。這種多元化收費有它的理由。國家辦的高校，國家就該承擔主要責任。不是國家辦的，國家也該承擔責任，但更多的責任則要社會承擔，尤其是消費者自己來承擔。公立大學滿足的是普遍需求，也就是社會的平均需求。國家有義務向公民的平均需求提供最大化的服務。私立大學滿足的是個性化需求，高端需求，這種需求顯然具有強烈的消費性質和投資性質，可以給當事人帶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重高額回報。這種需求消費者個人就必須埋單，而不能自己受益，卻主要依靠國家和社會埋單。

　　這就是說，高校可以高收費，但高收費既然帶有市場性質，就應該與公權力劃界而治。但凡屬于公立高校，就無權對自己的國民高收費，而只能基準收費。高收費的那一塊，必須拱手讓給民間，讓給市場。至于私立高校究竟收費多少，那就是兩廂情愿，自愿選擇的問題了，只要私立高校財務透明，收費用途正當，收得再高，他人也很難說三道四。

　　權力多大義務就多大。中國高校基本上不存在產權上的多元化，既然國家投資辦高校，那么高校就應按基準收費，培養成本少數由學生個人承擔，大部分由國家財政負責。至于有人說，這樣的話，以我們現在有限的國力能辦幾所高校？那能上大學的孩子豈不是太少了嗎？這原本不是一個問題。國家有多大能力辦多大事，國家辦不了的，把權力還給社會，讓社會自己來辦。如果國家沒有相應的財務能力包辦高校，人的發展、社會的發展又需要最大化的高教供給，那就要讓高校產權多元化，讓民間資源充分涌入高教領域。

　　到了這個時候，茅先生所談到高校提高收費，才是恰逢其時。

　　□笑蜀(廣州 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