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報評論版12月21日刊登袁曉明的文章《經濟學家招罵是好事》，按照袁曉明的說法，中國經濟學家之所以總“挨罵”，是因為招人“嫉妒”。為何會招來嫉妒？因為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功證實了中國經濟學家提倡的理論，如市場化和民營化，可見在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經濟學家功不可沒。看來罵經濟學家的人，是因為他們患了“紅眼病”，看不得別人比自己成功，才會把氣撒在成功者身上。

　　這樣的解釋倒是令人耳目一新，但卻難以服人，因而值得再做討論。

　　現在說到經濟學家，前面往往會加上限定詞“主流”。何謂主流經濟學？通常是指提倡自由競爭、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該理論源于西方，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大師就是這樣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曾有學者如此評價哈耶克，“終其一生，他都在為富人的財富進行辯護”。在讀過哈耶克的主要著作之后，對于這句話，我深表認同。但是中國眼下的富人與哈耶克為之辯護的富人有很大不同。如哈耶克這樣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強調的是，在市場競爭格局中，由于每個人的運氣、才能以及起點不可能平等，于是，結局不可能完全平等，因此，公眾理當尊重通過合法途徑贏得的財富，而不是一心想要來場革命“均貧富”。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哈耶克所提倡的市場經濟，盡管承認個人運氣有好壞，但在權利和機會面前，卻必須人人平等。這種平等靠什么來保障？靠法律和道德。其中法律是底線，道德是上限。可見道德不是一種憑空的要求，而是需要由法律進行擔保的義務。而一個缺乏法律保障、沒有道德維系的市場，就是一種偽市場。

　　反觀我們當前的現狀，房地產業屢屢出現一夜暴富的神化，壟斷企業肥得冒油，不法老板在奢侈品市場一擲千金……難道哈耶克的理論能為這樣的財富進行辯護？顯然不能。哈耶克所說的財富必須是在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社會中才有道德地位。如果我們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舍棄前提，只用結論，片面要求民眾不要有仇富心理，卻不問財富的出處；告訴我們，只要努力把餅攤大，分到普通民眾手里的那份財富自然就會水漲船高，卻忘記提醒，如果分配機制存在問題，亦即個人權利得不到保障，大多數人的財富并不見得會隨之跟漲，因為所占份額可以縮水。那么，這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招罵，顯然就與民眾的嫉妒心理無關。

　　如果情況恰如袁文所說，經濟學研究的就是如何用最小的資源帶來最大的效益，那么，經濟學家完全可以為某些產業存在的童工、奴工現象進行辯護，因為這是投入最少、產出最高的體制安排。當然沒有一個主流經濟學家敢于站出來為此類現象公開辯護，可見法律和道德不僅是天理良心，也是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前提。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說到底正是為了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不受侵犯，保障每一個人至少能過上體面而且有尊嚴的生活。所謂的效率必須建立在這樣的底線之上，否則奴隸制也有值得辯護的理由。

　　袁認為：中國評論界、思想界與經濟學界相比，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評論家說起話來”許多時候都是繞來繞去“，就算說出來也“基本上毫無用處”。袁特別提到社會學家李銀河的觀點之不受有關方面重視的命運。顯然，在袁看來，與經濟學家在中國社會的影響力相比，中國的評論家、思想家就有點無足輕重了。比如社會學家李銀河提倡性解放，爭取同性婚姻，這樣的言論，對中國毫無用處，絕不能與經濟學家相提并論。

　　先要強調，李銀河從未提倡過性解放，她的意思其實是，對于某些反常的性行為，只要它是出于成年人的自愿選擇，且不傷害他人，就應該允許。但允許決不意味著提倡，兩者不是同義詞。更重要的是，李銀河為同性戀者爭取婚姻權利，其重點在于“權利”而非“同性戀”，也許我們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用不上李銀河爭取來的權利，但有這種權利卻是文明的標志。畢竟社會的文明和進步絕不體現為袁曉明文中所列現象，如“中石油甚至成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今天的中國已是奢侈品消費的大國”等等，而在于即便是少數人的權利，社會也應給予同樣的尊重，例如中國成功地舉辦了特奧會，并且使得特奧精神深入人心。

　　好在袁文也有這樣的呼吁：政府需要進一步推動改革，通過法規保證公民應得的權利。在我看來，這種權利不僅指分享財富的權利，同時還包括其他方面的權利，比如個人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只要這種生活方式不妨礙公眾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