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信任結構的基礎秩序

　　徐迅雷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曾這樣半開玩笑說：“領導的毛病是咱們群眾慣出來的。”但現在“群眾方面”也不想“慣領導”了，一個方法就是“打官司”。

　　深圳打工仔楊增朝，為千元工資與老板發生糾紛，無奈下他選擇自焚，全身90%面積燒傷；深圳民營的山廈醫院投入搶救，前后花費73萬余元；楊增朝來自云南，云南政府方面曾承諾“錢不是問題”，最后卻沒兌現，害得這家民營小醫院工資都發不出，于是狀告云南省政府。(12月27《信息時報》)

　　盡管“民告官”早已有之，但一家民營醫院把一個省政府告上法庭，大小是個新鮮事。云南是欠發達地區，可73萬余元也就是買一二輛好車的錢，應該還是掏得起的。然而他們卻失信了，理由當然可以找出一堆�？催^電影《色，戒》之后，有人笑言：“中國跑得最快的不是劉翔，而是梁朝偉�！逼鋵嵾@不算幽默，更大的幽默是，在承諾面前，一些地方政府跑得比梁朝偉還快。

　　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當初云南省政府的行為就是“正龍拍虎”、糊弄百姓的。但事后不認賬，還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時，為了“救火”，為了不擴大事態，什么都滿口答應，當事情平息下來之后，就懶得“理你這個茬”了。

　　這是一種可怕的誠信丟失。這種誠信的丟失，主要還不是體現在對一家醫院醫療費用的兌現上，而是體現在對整個危機事件的處置上。地方政府難免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公共事件，為了盡快“處理”好，往往在當時當場“滿口答應”，到了事件平息了，答應者卻比任何人都“忘”得快。這樣的“危機公關”，后患是什么？

　　后患就是通過丟失誠信，從而丟失信任結構；通過丟失信任結構，從而丟失社會治理的基礎秩序。一句話：百姓越來越不相信你。崔永元在一次演講中曾說：“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潔癖，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線；比如你是醫生，我給了你紅包，你做手術時就應該認真些，不能把紗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現在不是，拿了錢還會不小心把紗布留下。我們現在都墮落到什么程度了？”崔永元這話當然是借醫院的醫生“說事”的，他不曾想到，還有比拿了紅包的醫生更不守信的。

　　先哲早就說了，政府是“信托機構”，是百姓的“守夜人”，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要想維護好社會秩序，重建政府誠實守信這一信任結構的基礎，就是無法繞過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