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呈現越來越怪胎化的撲朔迷離景象:一是市場受到越來越嚴厲的打壓;二是許多學者呼吁取消的經濟適用房(代之以面積足夠小的廉租房)不僅沒有取消,而且各級政府加大了供應量,只不過把面積限制在60平米以內。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又相繼推了非驢非馬、既非保障性又非市場性的“兩限房”(限面積和價格)、“三限房”(限面積、價格和收入);三是農民自救式、意義不亞于當年安徽鳳陽小崗村“分田到戶”的小產權房再度被叫停,政府對土地的絕對壟斷地位進一步被強化。

　　非僅小產權房被叫停,有關部門還重申城市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農民的土地、房屋和宅基地,將農民的宅基地、土地和房屋交易嚴格局限在雞犬之聲相聞的同村農村居民中。這樣做,不僅缺乏對許多在農村工作的城鎮(zhèn)戶籍教師、公務員就地購房居住權利的充分考慮,而且事實上閉合了農民一生中最大宗的土地和房屋的財產變現渠道,有使他們的“財產性收入”陷于虛無境地之虞,也使城市文明向鄉(xiāng)村的回流遭到制度性阻礙。

　　此舉意味著: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過極其廉價的、世界上可能獨一無二的“買方定價”的強制手段從農民手中征地。另一方面,它迫使大量農民加速進城的速度,又被迫接受城市的高房價。這也使得中國的房地產發(fā)展模式越來越走向香港、新加坡模式——左手從老百姓口袋中掏錢,右手建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而不是走向大陸國家的正常市場模式。

　　香港模式的形成有它的歷史原因:港英政府臨走前通過壟斷土地獲利,直到目前,整個香港的土地開發(fā)率只有23%,而與這種擠牙膏式的土地供應相對應的,是相當部分香港居民居住環(huán)境處于低質化狀態(tài)。新加坡的情況同樣特殊，它是一個海島國家,土地奇缺,大量土地靠填海造田形成。

　　中國大陸與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還有一個最本質的區(qū)別,就是后兩者都是相對封閉的城市國家或地區(qū),但當代中國各城市尤其是各大中城市,卻無一例外地面臨著一個來自全國各地大量新移民潮水般涌入的狀況。這種極其動態(tài)的現實,任何一種相對靜態(tài)的計劃管理模式都無法適應,而只能用自身也高度動態(tài)的市場辦法來調節(jié)。

　　就以北京為例,事實上它已經至少連續(xù)五年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為零,但機械增長亦即新流入常住人口的數量每年高達40萬以上。而現有北京戶籍的人口中,除了極少部分在計劃經濟時期既沒有分到房、在市場經濟時代又無力購房的低收入人群需要廉租房保障之外,相當多的人已經有了兩套以上的房子,一般一套是計劃經濟時的單位分房,另外一套則是從市場上購買的升級換代產品。北京計劃經濟時代遺留的房產數量龐大,光央產房就多達90多萬套。未來幾年,北京每年要蓋300萬平米經適房、300萬平米限價房,還有50萬平米廉租房。廉租房這一塊我堅決贊同,但是經適房和限價房卻有些不倫不類。首先,它只能賣給北京戶籍的人,大量更需要住房的新移民卻無權享受;其次是為了防止以往經適房變豪宅、大量富人和有權人搶走其中大部分蛋糕的情形,作為修正方案,經適房被限制在60平米以下,限價房則在90平米以下。但這個辦法,特別經適房的面積限定辦法,弄不好有可能重蹈計劃經濟時代福利分房的覆轍!以今天的眼光看,當時分的房子基本上都存在太小、太差的毛病,大部分人已不愿意住;以未來的眼光看今天的“60平米”,會不會將是一樣的結局呢?

　　　中國健康的住房供應模式,應該主要遵循市場邏輯:打破土地壟斷,形成土地的自由供應局面(那時,市場價的房子可能比今天的經適房價格還低);對城市中的拆遷行為,按市場價格足額補償;對少數城鄉(xiāng)貧民,實行政府兜底的廉租房政策。(作者童大煥,系當今國內最活躍的時評人之一,曾為《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編輯,現任《中國保險報》評論版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