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吳敬璉的《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這是吳敬璉先生自2000年以來的文章結集，有正經八百的論文，有會議講稿，也有給黨和國家領導人提供的策論。吳敬璉大名鼎鼎，他發出的聲音不時會給社會帶來些震動，比如當年關于“吳敬璉一言毀市”的爭論，參與者陣容強大，包括同樣大名鼎鼎的厲以寧、董輔礽、蕭灼基、吳曉求、韓志國等經濟學家。頗有影響的《證券市場周刊》將吳敬璉的觀點總結為三個方面：中國的股市是個大賭場；全民炒股不是正常現象；市盈率過高。對此，吳敬璉寫出《股市七題》作出了詳細回應。這段歷史公案在本書中有體現。不過，這只是書中收錄的小部分內容，其最重要的內容是呼應本書題目的文章，即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

　　吳敬璉在不同場合的發言和諸多文章都講到了市場經濟的兩個種類，即壞的市場經濟和好的市場經濟。這個觀點的出處是美國貝克萊加州大學和清華大學的錢穎一教授的《市場與法治》。區分的論據是，當今世界宣稱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占了絕對多數，但是建立起規范的市場經濟的國家并不多。許多國家仍然是無規范的、由權力支配的市場經濟，或者叫做在壞的市場經濟的陷阱中掙扎。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戲規則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場經濟。

　　按照吳敬璉的觀點，壞的市場經濟也可以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后者是他經常強調要警惕的社會形態，尤其是對于轉軌國家更應該提高警惕。因為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權力體系的條件下從上到下推進的，某些有權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條件謀取私利。阿城在《八十年代訪談錄》中與查建英的對話中表示過：“我覺得現在中國還沒有商業，只是權力釋放出一些資源，誰有能力，誰近水樓臺，誰迂回曲折，就去把釋放的資源拿到手。”這里所謂的商業其實就是市場，阿城是個文人，思維方式和經濟學家肯定有不一樣的地方，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現在很多人都感受并觀察到了中國的這種場景。

　　　十五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表明了經濟與社會的現實呼喚。問題是這個任務完成得并不順利，迄今為止，“公權不彰、社會失范、腐敗蔓延等情況還在繼續惡化，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受到嚴重威脅”。近幾年關于“企業家原罪”的討論之所以沒有結果，其實與上述狀況的存在是有關聯的。一方面，很多企業家的發跡都是在原來改革初期的體制漏洞中找到機會，他們利用各種與權力相連的關系，比如裙帶關系、血緣關系、朋友關系等，或拿到優惠政策，或拿到低息貸款，或低價購買國有資產等，這樣的大大小小的企業家數目巨大，而且現在很多已經是各級政府的座上賓；另一方面，當下的權力設租尋租問題仍然普遍存在，很多人仍然是靠與權力結盟發家，其中的不規范之處經不起審查。

　　不僅如此，正是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進程遲緩，這幾年否定改革的聲音才逐漸形成了力量。他們利用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或者改革不徹底引發的問題做文章，從而達到否定改革或停下腳步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的市場經濟的建設進度，在宏觀上具有相當的政治與歷史價值。其在微觀上的價值則在于，規范市場秩序，不僅是交易秩序，也包括生產秩序。類似于血汗工廠、黑磚窯等內部殖民問題的存在，其實都不是法治的市場經濟秩序下能夠出現的問題。我們知道，歐美人現在即使在進口產品的時候，往往會要求生產過程中不能有侵犯人權的事情發生。否則，他們會加以拒絕。

　　吳敬璉承認，在我國改革的早期階段，包括他在內的很多市場取向的支持者都以為，只要放開了市場，就能保證經濟昌盛和人民幸福，而沒有意識到市場的運行是需要其他一系列制度支撐的。這些制度不僅包括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也包括法治建設。改革初期能夠實現讓全體人民享受到改革紅利，但進行到現在的重要問題是，在利益分配的過程中，不是誰能夠分多少的問題，而是通過什么樣的游戲規則來分配的問題。顯然，這個過程缺少公共參與的法治意識，肯定無法達到改革想要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