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枝仲

　　近幾年以來，對于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和成就存在很多爭論。這些爭論的一個基本背景就是中國現在的情況和改革開放初期很不一樣了。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是比較典型的儲蓄短缺和外匯短缺同時并存的“雙缺口”格局，吸引外資可以同時彌補這兩個缺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采取一系列政策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是符合經濟學邏輯的。即只要能吸引到外資，能彌補雙缺口，就能加速資本積累和就業增長，就能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因而哪怕是付出一定的代價(如使用優惠政策)，也是值得的。再加上通過外國直接投資而不是外債來獲取外部資金，能夠避免過高的還債壓力可能形成的對外依賴和引發的政治風險，避免短期外債快速流出所引起的金融風險，以及外國直接投資還能帶來先進技術和先進的組織、管理和經營方法，中國的外資政策就顯得更為成功了。中國的外資政策常常被當做中國經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的“雙缺口”格局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得到改變，到目前已經完全變成了儲蓄過剩和外匯過剩“雙過剩”的局面。顯然，在“雙缺口”基礎上形成的引進外資的邏輯已經不存在了。尤其是，中國外匯資產的低收益和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的高收益相比較，加上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外匯資產價值損失，更加凸顯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的資源配置產生了很大的效率損失。

　　既然中國現在已經不再需要利用外國直接投資來彌補雙缺口和加速資本積累，那么是不是就不再需要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呢？也不然。如果外國直接投資能夠給中國帶來其它利益，即使付出一定的代價來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也許仍然是有好處的。

　　外資還能給中國帶來哪些好處？

　　一些研究指出，中國從外國直接投資中獲得的最主要利益有兩點：一是在中國對民營經濟還存在很多限制的情況下，促進了資源從相對低效率的國有部門向相對高效率的民營部門轉移；二是打破了地區間的市場分割，促進了地區間的資本流動。這兩條途徑使得外國直接投資提高了中國總體的資源配置效率，促進了經濟發展。應該說，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上述兩條途徑是存在的。但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地區間的市場分割已經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國有經濟經過戰略重組，低效率的企業已經逐漸退出市場。民營經濟已經充分發展，成為中國最主要的經濟成分。 上述兩個主要利益，對今天的中國經濟來說，已經不是很重要了。

　　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另一個重要利益，是可以帶來更為先進的技術、經營管理理念和方法。在中國的引資政策中，也將技術引進當做政策重點。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如果不允許外國直接投資，則掌握了先進技術的外國企業不能從中國市場上獲得利益，因而它可能接受某個較低的價格向中國出售這項技術，以此作為一種次優的選擇。中國則可以通過購買技術而不是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方法來獲得技術轉移。顯然這種方法能夠讓中國獲得更大的利益。如果這一方法可行的話，那么通過優惠政策引進外資來促進技術進步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然而，上述方法的實行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如果掌握了先進技術的外國企業不能到中國來投資，則不能在中國市場獲得該技術的利益，除非其向中國出售技術。事實上，外國企業即使不能到中國投資，也可以通過向中國出口產品的方式從中國市場獲得利益。因此，想通過阻止外國直接投資的方法來購買技術，則還需要禁止進口其產品。可中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貿易開放已經不可逆轉，貿易保護難以實行。所以，上述方法在今天的中國已經難以實現。考慮到技術進步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所在，如果外國直接投資確實能夠帶來技術進步或者生產效率的提高，則即使通過一定的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也是合理的。

　　但是，外國直接投資一定會帶來先進技術和先進經營管理方法嗎？

　　如果外國直接投資帶來了先進技術，則外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勞動比均應該比內資企業高。但是，現實數據卻顯示了相反的結果。2006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外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勞動比分別為 11.8萬元/人和13.7萬元/人；而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勞動比分別為 12.6萬元/人和18.5萬元/人。這就說明，外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勞動比均比內資企業低。雖然有些跨國公司確實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高效的生產方式，但是，上述數據說明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外國直接投資并沒有帶來更先進的技術，或者說，中國所吸引到的外國直接投資并不都是高技術和高效率的。

　　可見，我們所希望的外國直接投資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實際行為并不是一致的。我們希望外國直接投資帶著高技術來，但是他們卻是因為中國的市場、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或者資源才來的，他們并不必然帶來高技術和高的生產效率。

　　取消對外資的優惠

　　那么，我們如何才能確保吸引高技術或者高生產率的外國直接投資呢？一般來說，一個企業對外投資時，由于需要克服語言、文化和習慣等方面的障礙，以及需要熟悉當地生產與銷售環境，并對供應與銷售網絡進行額外的投入，因而必須負擔比當地企業更高的成本。為了克服這些額外的成本，對外投資的企業必須有更高的生產率才能獲得理想的收益。因此，只要外資企業比內資企業的生產與銷售成本更高，他們的生產率就必然會更高。

　　按照上述邏輯，如果外資企業在中國的生產與銷售成本比國內企業更低，那么低效率的外資企業也能在中國生存與發展，中國就會吸引到很多低效率的外國直接投資。可見，外資企業的生產率比內資企業的生產率更低，是中國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造成的。正是那些優惠政策，使得外資企業負擔的固定成本和可變成本實際上比內資企業都低，從而可以用更低的生產率獲得同樣的、甚至更高的收益。顯然，這里可以看到一個悖論：我們希望用優惠政策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并帶來更多的高技術和高效率的生產方式，但是，優惠政策卻一定會引來更多的低技術和低效率的外資企業。

　　可見，要想吸引到高技術或者高效率的外國直接投資，不是給外資企業以優惠，而是應該取消優惠，應該讓外資企業負擔比內資企業更高的成本。為此，需要取消一切針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這些優惠政策不僅僅是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還包含土地及其他資源的使用和價格優惠、融資方面的優惠、公共及配套設施方面的優惠以及其他一些配套政策的優惠等等。當外資企業在中國不再享受任何優惠待遇時，當外資企業在中國需要負擔比中國國內企業更高的成本時，市場的力量會自發地將低技術和低效率的外資企業趕出市場，并留下和吸引進高技術和高效率的外資企業。當我們吸引到的都是高技術和高效率的外資企業時，就不會再對儲蓄過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耿耿于懷了。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