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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房地制度與人的心靈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20日 11:21 南方周末
作者:秋風 我們大陸目前實行的整套土地和房屋制度,都是仿自香港。其基本架構是,政府用行政權力壟斷土地,市民不得自行在城市、到鄉村購買土地建造房屋,只能向開發商購買,這些開發商也只能從政府那里購買土地。 這種土地-房屋雙重壟斷制度必會人為地制造出市民住房用地緊張的預期,推動房屋價格維持在一個不合理的高度,相當部分市民無力購買房屋。民眾目前抱怨的“住房難”,與這種房地制度關系甚大。 專家們很自然地呼吁引入香港模式的后半部分:由政府向民眾提供福利性住房。據說,在香港,1/3家庭入住租金低廉的公共屋村,1/6家庭購買了政府補貼、房價遠低于市價的居屋。加起來,全港近乎一半市民依賴政府才住上了房。內地目前的民生政策中似乎包含了類似的政策取向。 但是,政府供應的福利性住房果真就十分美妙么?李永剛先生在一篇解釋香港模式形成原因的文章中,透露了香港市民居住生態之惡劣:人口高度密集地居住于市區,房屋面積十分狹小,租金便宜的公屋面積最小的僅8平方米,最大的也只有69平方米(需要住6-12人)——這大約是內地經濟適用房面積不超過70平方米的依據,申請人的資格要嚴格審查。至于市場供給的私人屋苑,主流套型也不過60-80平方米。 單單依據這一點,筆者要說,這是不適宜人居的。這種居住狀況充分說明政府福利的內在缺陷,尤其是政府在限制和剝奪了民眾的自由之后作為一種補償的住房福利的致命缺陷。 在計劃體制時代,國有企業確實解決了部分人口的就業問題及就業者的福利問題,但代價是,不能在此就業者無權享受這種國家福利,就業者自身的自由也遭到限制甚至剝奪。政府的福利住房確實可以解決那些無力購買房屋的民眾的住房問題,但是政府供應的這些房屋卻必然伴隨著沉重的代價。 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是,這樣的居住形態會對民眾的心靈產生何種影響,進而對社會結構產生何種影響。在香港及模仿香港土地房屋模式的內地,市民無權決定自己住在哪里,不能自己設計自己的房屋。這些都由政府來決定,即便是那些收入較高的人住在哪兒,也取決于政府批出哪塊地,住什么樣的房屋則完全由開發商來決定。城市格局完全由政府決定,居住風格完全由少數開發商決定,這樣的城市究竟有多大活力? 更進一步可以問:由土地-房屋雙重壟斷所決定,市民高度密集地居住于局促狹窄的小區、樓房和房間內,其心靈會不會趨向封閉?居住在政府福利房內的市民有沒有自治的意愿?政府會不會允許其追求社區自治?在一個房價畸高的地方,房屋價值在家庭資產賬目中所占比重過大,會不會使市民趨向保守和物質主義?人的創造性會不會遭到抑制? 簡而言之,在一個半數居民居住在局促的政府福利房內的社會,能否生長出一個健全的、勇于及有能力承擔道德責任、社會責任、政治責任的中產階級?很多人現在呼吁,讓經濟適用房也覆蓋中等收入群體。然而,一個依賴政府福利才能住上房屋的人群,還有沒有資格被稱為中產群體?對于經濟適用房,居住者只有有限的產權;沒有完整的私人產權的市民有沒有資格說自己是完整意義上的“市民”? 李永剛在分析了導致香港目前居住生態的種種因素之后說,小戶型是政府和民間共同的理性選擇。這個結論很奇怪。如果這里真有理性,也只是政府的“經濟人”理性:政府為獨家占有土地收益,人為地強制實施一套土地-房屋雙重壟斷制度,使土地價值扭曲,房屋價格騰漲到大多數人在市場上無力解決自己住房問題的程度,只能被迫轉而依賴政府。這個時候是談不上什么“共同的理性選擇”的。 真正理性的選擇,只有在一個自由的土地和房屋市場才有可能。而沒有這種自由,人的心靈必然被扭曲。隨后到來的福利住房制度會使人們的精神更趨于消極、封閉。如果人們期望中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和中產階級,那首先就需要討論土地與住房上的自由問題。 (作者為憲政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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