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

　　今年暑期，我帶了幾個學生回安徽老家調研。當聽到鄉干部說，現在農村只剩些老弱病殘在種田，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了，留在鄉里的也不愿再種田，有學生憂心地問：“十年后，誰來種田啊？”

　　記得上小學時，老師教我們稱呼“工人叔叔”、“解放軍叔叔”、“農民伯伯”，從此農民在我印象中就是憨厚的長者。但如今“農民伯伯”不種田了，種田的是“農民爺爺”和“農民奶奶”。

　　調研回來后查閱資料，我發現務農人口嚴重老化是全國性現象：狀況好點的，平均年齡在四十多歲，差點的則五十多歲，青山綠水間耕作的白發人并不鮮見。往日的鄉村，雖然貧窮但雞鳴狗跳，人歡馬叫，而如今只在春節才有點熱鬧的樣子，有些村莊在農忙時節竟找不到壯漢抬農機……

　　對鄉村田園牧歌式的追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再過十年，中國務農人口平均年齡將達到五十多歲甚至六十多歲。隨著“農民爺爺”和“農民奶奶”們的仙逝，務農人口將急劇減少。我們不能一廂情愿地指望，入城的農民工會回歸田園，重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

　　近年來，國家加大農業補貼，使局面有所緩解，但農民老齡化和農村空洞化的時代潮流，并不能僅僅通過補貼來徹底解決。我國歷代的土地政策使得每家每戶占有的土地極為有限，農田被瓦片化、補丁化，農業機械化、現代化難以展開，規模效益難以達到。這種“一畝三分地”式的小規模農業，可以讓農民溫飽，但無法讓農民致富；可以解決生存，但無法解決發展。雖然有少數例外，但“種田難以致富”這一總體判斷難以改觀。在全民致富的年代，更多的農民將致富的夢想寄托于城市。

　　農業人口老齡化和農村空洞化并非中國獨有的難題，在日本和韓國也存在同樣的情況。據韓國統計廳2006年的統計，韓國農村人口中，65歲以上的占到30%，老齡化程度超過韓國平均水平的3倍。截至2005年12月，韓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比15年前減少一半以上。韓國“三農”問題的根源是生產率低，戶均耕地為1.36公頃，農業機械化程度無法提高，農產品價格比國際平均水平高2.85倍，紅薯在這里能賣出肉的價錢。

　　日本的年輕人也很少投身農業。1999年日本農戶為324萬戶，比1950年的600萬戶減少近一半。農業人口中，65歲以上的約占50%，老齡化嚴重。與20世紀50年代相比，農作物種植面積已減少大約一半，造成了糧食自給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60%下降到現在的30%左右，糧食大量依賴從中國和美國進口。

　　對于中國，這個問題的獨特性和重要性在于，中國現有十三億多人口。日韓缺糧，可以依賴中國進口。中國如果缺糧，又從哪里進口？到時候，世界糧價上漲就可以預見。而從今年肉價上漲事件可以看出，中國大部分市民目前還承受不起這些日常生活中基本消費品價格的上漲。

　　農民老齡化、農業空洞化已經急速向我們走來，我們必須未雨綢繆。作為一名法學教師，我了解，從政策研究調整到法律制定施行，不僅需要財力、人力，還需要時間——土地政策尤其如此。農田交易政策應否松動，以利于土地流轉和兼并，從而促進農業現代化和機械化？土地兼并后，失地農民如何納入國家保護？農業治理結構可否引入法人化，讓農民以土地出資組建公司，實現規模經營？如何吸引社會資本參股農業？村莊空洞化以后，如何合并村莊，重新規劃？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當前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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