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某機構投入30億元，打造“深圳的華爾街”，一度妨礙了這一計劃的一顆“釘子”，要在這幾天自愿消失——10月22日上午，開發商開始動手拆除這座六層高的農民房，其代價是，與僵持了一年多的業主蔡珠祥、張好蓮夫婦簽訂了補償總額逾1200萬元的協議，補償標準達1.6萬元／平方米，在當初建造成本上翻了幾番。有人認為這是物權法保障私人物權的勝利，有人認為這是濫用權利的漫天要價。(見本報A15版)

　　到底是物權法的勝利，還是“刁民”在濫用權利？筆者選擇前者。但我更關注某些專業人士的這種觀點：“這不是明擺著鼓勵全體拆遷戶去做‘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的釘子戶嗎？”

　　最貴“釘子戶”會成為“刁民”的榜樣嗎？不。其實，“釘子戶”這個詞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實際上，“釘子戶”的產生往往是野蠻拆遷、強制拆遷、“高壓”拆遷、不合理補償之后的產物。反過來說，如果這個“釘子戶”分文未獲賠，真的就能起到“殺雞儆猴”的效應、就能讓深圳的其他拆遷戶從此“不做聲”了？沒人相信這樣的結果吧。

　　中國的社會進程不可能再走“誰影響嘉禾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的“嘉禾”老路。我不解的是：為何一些

　　“釘子戶”絕不是“刁民”的代名詞，我們看到的“釘子戶”，絕大多數是以法律為武器，有理有據地保護自己的利益的。據我看，如果全國開發商都能對拆遷戶作出公平的補償，“釘子戶”必然會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