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一直在為獨立電影的生存環境進行呼吁，與電影局對話是一個重要方面，如果要你對過去做的這些事情進行一個總結，你該怎么描述？

　　張獻民：這幾乎是一個史學話題，是比較嚴肅的，不像我自己在這里談我自己的事情，許多事情不太準確也不要緊。實際上我覺得，我們面對的狀況，不是一個主流文化和另類文化的一個分界線，而是要面對信息社會當中所必然有的所謂的第三種聲音。我們已經從有限交流走到了一個無限交流的社會，但與這個整體局面特別不相吻合的是，我們在對待文化政策的時候，會感覺到一種交流的極其不充分。我想對話可能首先要建立在這樣一個事實的基礎上。

　　問：你是比較樂觀的。很多人會認為那是鐵板一塊，不是我們不想跟他交流，而是我們沒有獲得交流的權利，所以就造成對抗意識，卻可能喪失了一切行動力量。

　　張獻民：我是比較樂觀和積極的。其實有不同方面的人指責過我。我覺得我的這些觀念的形成跟我本人的半官方半民間的位置有關。我做了很多民間的事情，但我的身份又是電影學院的老師，我是領國家發的工錢的。

　　張獻民：這些年來有沒有直接跟電影局方面的面對面對話？

　　張：有過寥寥可數的幾次，最有名的那次對話是2003年的11月份，那是官方要求的，然后有一些人拒絕參加。然后主要是賈樟柯和我在叫人吧，我們兩個人共同認為，當然要出席，持我們這個看法的不少。

　　問：去了多少人？

　　張獻民：去了很多，二十多個吧。

　　問：當時有什么效應？

　　張獻民：還是蠻積極的吧，當時有一個單片報批的制度，公司可以為一部電影申請一個臨時的執照，就是在這次對話前后出臺的。我說的不是在這個會之后，說的是當時的一個大的氛圍。當時對合拍有了一定程度的開放，在一些國際電影展中不排斥地下電影與地上電影共存。而在那之前，只要有地下作品參加國際電影展的話，地上的作品是必須撤出的，所以地上的導演意見也非常強烈。

　　問：你以前做的工作是教書，傳授知識，此外自己拍過紀錄片，做過故事片演員，最近為什么又做起了監制、制片人？

　　張獻民：真正決策開始做監制、制片人，是2005年的10月份吧。最初是因為我答應了甘小二的《舉自塵土》，答應了之后就有些不太容易收得住。到2006年，我正式決定要搞一個工作室，就是影弟工作室，定期組織“影弟放映”，但它是非贏利也是非注冊的。

　　問：你對“影弟放映”的構想是什么？

　　張獻民：最初我有兩套放映思路，一套思路是贏利模式。贏利模式我做了幾個計劃，但在推廣當中都遇到非常大的挫折。我想把這些獨立電影打一個包，一年當中進10個大學，每個大學每年放10部電影，每個大學給我1萬元，我再把這些錢分給作者。但事實證明我這完全都是空想。

　　問：你聯系了多少大學？

　　張：聯系了大概有20多家吧。有幾個人給我回信，說擔心各種障礙，我覺得政治上的障礙都是虛的，主要還是經濟上的障礙。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張獻民的“段位”還不夠，做這個事需要德高望重，我還沒到這個地步，我還是以一個挑戰者的面目出現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