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場

　　黨內外專家認為，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還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中共這一理念變革，有利于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狀況惡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情況有著繼續擴大的趨勢。分配領域的公平與不公平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

　　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開放后黨代會報告的重要內容。此前，中國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則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黨代會報告將初次分配也要體現公平提上日程，意味著廣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將會提速，有利于遏制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對中國未來發展構成了潛在威脅。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百余地廳級官員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回答“當前我國要特別注意解決好哪些問題”時，“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選；在回答“我國當前必須注意的主要風險”時，“貧富懸殊”居榜首。雖然各方專家測算的數據有差異，但中國的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已在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之上并無爭議。中共對初次分配也要體現公平的強調，意味著老百姓不僅能從再分配中得到好處，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證自己的權利，不用光等著政府救濟。

　　不可否認，收入分配差距，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產物，需要指出的是，適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促進競爭、提高效率，過大的差距，則會帶來諸如貧困、社會沖突、低收入者得不到發展與改善自己處境的機會等一系列后果。更有甚者，還會引發社會動蕩，妨礙整個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解決中國當前的收入分配問題，當然要啟用一系列的再分配手段，但不宜對再分配機制期望過高。相對而言，打造初次分配的公平基礎更為重要，解決初次分配層面的“分配不公”更加迫切。這不僅是由于導致中國當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初次分配層面的“分配不公”。而且，更重要的考慮在于，我們所追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是競爭機會的公平，是效率基礎上的公平，而絕不是競爭結果的平等。只有將“分配不公”的問題解決好了，將初次分配的秩序規范化了，再分配層面的各種調節手段才能乘勢而上，“差距過大”的狀況也才有可能切實得以緩解。

　　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曾就收入分配差別同經濟發展之間的動態關聯，提出一個“倒U型”假說。該假說認為，各國在經濟發展早期階段，收入分配差別不大。隨著經濟發展進入中期階段，收入分配差別開始拉開，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漸嚴重起來。到經濟發展進入后期高水平階段，收入差距又逐漸縮小，不平等程度得到改善。盡管經濟學界對這一假說見仁見智，看法不一，但就許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證經驗來看，在工業化初期階段確實存在著促使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不少國家收入差距的變動正是遵循著“倒U型”軌跡。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收入分配情況也是如此。在堅持共同富裕方向的前提下，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居民收入差距逐漸拉開。這對調動勞動者和經營者的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生產力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對社會公平公正的忽視同樣不可小覷。值得強調的是，收入分配公平并不僅僅局限于分配結果的公平。調節個人收入，促進分配公平，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

　　事實上，分配法則的公平比分

　　配結果的公平顯得更為重要。分配法則不公平，不可能真正實現分配結果公平，從而避免貧富兩極分化，收入分配公平亦只能成為空談。中共十七大將政策重心放在消除初次分配層面的“分配不公”上，首次強調初次分配中體現公平遏制貧富差距，求得“差距過大”狀況的緩解，無疑是關注民生的積極體現，有利于更多的群眾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進而有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