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慰飴

　　一

　　在當代中國歷史上，1997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年份之一。

　　2月19日，鄧小平逝世。中共十五大也即將在這一年召開。關于改革開放、關于中國發(fā)展道路的爭論已經持續(xù)幾年，在這一年達到了高潮。各種力量的較量和各種思想的交鋒日趨尖銳。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去世，使一些堅持舊體制的人認為有機會扭轉局面，利用各種方式挑起爭論。這一輪爭論的焦點，是所有制問題。

　　從1994年開始流傳的幾篇匿名文章，后來在香港結集出版，冠名《北京地下‘萬言書’》，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內地，一般簡稱《萬言書》。這些“地下論文”以上綱上線的理論形式和嚴重的批判指向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從文章的語氣、內容到理論的高度，使人覺得大有背景，引起不少猜測。只是過去幾年，人們認為有鄧小平在，大局可以穩(wěn)得住，可在1997年2月19日之后，人們難免有所疑慮。

　　一些對改革持懷疑乃至反對的人，除了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對改革進行根本性的指責甚至否定外，甚至開出了所謂涉嫌犯有 “重大政治錯誤”的名單。這個名單后來越來越長，也越來越令人不安。其中，他們選擇了兩個人作為突破口：一個是時任黨的高級干部，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一個是早已聲名大震的民營企業(yè)家、南德集團總裁牟其中。

　　這一官一民，成為一對射擊的靶子。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判者真正的目標，是改革開放路線。

　　厲有為因其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學員研討會上寫下學習心得《關于所有制若干問題的思考》而受到他們的嚴厲批判。對此，近年已經有許多文獻予以披露。而對另一個人——牟其中的更為激烈的討伐，則因后來發(fā)生的復雜情勢，造成了一種人為的“失憶”。

　　但是，真實的歷史是無法跨越也難以回避的。

　　《萬言書》的作者們認為，由于民營經濟的興起，我國已開始了階級分化，出現了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階層。這個新生的資產階級政治上為美帝國主義顛覆共產黨政權服務，方法上是和平演變，口號是全盤西化，行動上是私有化。其中最著名的那篇《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提到：“資產階級若要變經濟上的補充地位為主體地位，變政治上的從屬地位為領導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獨占國家政權。因此，資產階級的形成是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潛在威脅。”而《改革與經濟人》一文更特別指出，這個新生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就是牟其中，并說他是李澤厚、王蒙、于光遠、林毅夫、樊綱等人的經濟后臺。

　　到了1997年，這種地下爭論開始公開化。有些媒體不時出現質疑改革的文章。在一家雜志的當年第2期上，發(fā)表了《“奇跡”辨蹤——關于私營經濟的一些思考》，被認為是一篇重量級的全面討伐民營經濟的檄文。該文共12頁，其中有10頁批判牟其中。文章把牟其中作為私營企業(yè)主的代表，稱他為私營企業(yè)主中的“出類拔萃者”，對他進行了“階級分析”和“思想解剖”，特別提出了“牟其中現象”，強調應該“認識中國私營經濟的‘巨大潛力和能量’，把握到‘它的奔涌的潮頭和趨勢’”。文章批駁了牟其中一系列關于所有制改革的言論。

　　為了保衛(wèi)傳統(tǒng)體制的“純潔”，選擇牟其中作為批判對象是有道理的。早在1980年代初期，他就公開提倡所有制改革，認為所有制改革是“經濟學的試金石”。多年來，他發(fā)表過《所有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公有制的概念需要修正》等文章和講話，推崇股份制，主張對國企實行所有制改造，甚為引人注目。

　　牟其中對批判者進行了還擊。3月份，他寫出了 《股份制就是公有制》，還組織編寫了《馬克思、恩格斯論股份制就是公有制》，作為對《萬言書》的正面回答。后者是一份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股份制問題的語錄匯編，用以說明對企業(yè)實行股份制改造的理論根據。這兩個文稿除了公開發(fā)表之外，據說還以書面報告的形式，送呈中央有關領導。

　　那家雜志立即還以顏色，在4月份發(fā)表了《看〈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是怎樣編造經典作家的論述的》，幾乎逐條批駁了牟其中的觀點。

　　自《萬言書》流傳以來，牟其中處境日益尷尬、窘迫。資料顯示，某些人大有置其于死地、以使殺一儆百的動向。

　　但是，令這些人失望的是，5月29日，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共中央黨校發(fā)表講話，他說，“旗幟問題至關緊要，在當代中國，只有鄧小平的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fā)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guī)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這實際上是在回答甚囂塵上的姓公姓私的爭論，為即將召開的十五大奠定了思想與理論基礎。

　　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召開，確認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做出了明確闡述，沖破了“所有制崇拜”，確立了黨的新的所有制理論。也因此。1997年曾被稱為第三次思想解放年。

　　不過，就在中共十五大召開的前兩天，9月10日，一本名為《大陸首騙牟其中》的書出籠。這本書是借某個雜志的“增刊”名義私自出版的，一時風行，街頭巷尾到處兜售，成為書刊發(fā)行的“壯舉”。恰恰是在十五大宣布“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私營經濟的“自家人”地位得到確認的時刻，一個民營企業(yè)家的代表人物被大張旗鼓地“示眾”，其效果可想而知。

　　盡管后來這本書被有關部門認定為非法出版物，書中對牟其中個人和南德集團的十幾條指控并未被證實，但是其影響卻迅速遍及海內外。一時輿論大嘩，全國有幾百家媒體相繼對牟其中進行了大量的負面報道，批評文章成千上萬。關于牟其中的各種版本的傳言到處飛舞，有說他自殺的，有的說他跑出國了的，有說他已經被捕的。牟其中和他的南德集團四面楚歌，風雨飄搖。

　　一年多后的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因 “信用證詐騙案”被捕。

　　二

　　1997年9月下旬，牟其中讀完十五大政治報告，意氣風發(fā)地組織集團成員搞了一次“登泰山、小天下”旅游。10月1日登臨絕頂，他躊躇滿志地吟詠出“安得挽來天河水，洗盡兵甲長不用”這樣的詩句。但了解內情的人知道，此時他一定心急如焚，哪里會有如此的閑情逸致？早在1996年3月18日，他準備赴美商談衛(wèi)星抵押融資業(yè)務時在首都機場被“邊控”，出國護照被扣押。一封匿名舉報信使十多個執(zhí)法部門開始對他進行長達數年的審查。正在操作過程中的滿洲里開發(fā)、與俄羅斯的衛(wèi)星合作等項目障礙重重。國內銀行已對南德集團處處封堵，直至后來實行賬號凍結。合作者紛紛撤出，有的國外金融機構凍結資金往來，有的員工開始考慮退路。南德集團事實上已無法正常經營。

　　一個號稱有20億資產的企業(yè)，連日常基本行政開支也成了問題，集團開始向員工個人和親友借錢。而南德員工已經幾個月沒發(fā)工資了。

　　牟其中不服輸。他認定他的項目對國家有很重大的價值，對企業(yè)來說，也很快會產生良好的回報。他還堅信在企業(yè)經營和項目操作上也沒有什么大問題。他聲稱，現在發(fā)生的一切困難來源于政治。他說他自己創(chuàng)辦的南德集團就是要做改革的“試驗田”，肯定要觸及舊體制和傳統(tǒng)觀念，自然就可能成為反對改革勢力的目標。他認為自己正在成為路線爭論的犧牲品。

　　在中國民營企業(yè)家中，牟其中是最具有傳奇性也最具有個性色彩的一個，因而也頗多爭議。

　　文革中，玻璃廠工人牟其中和幾個年輕人組織了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攻讀馬克思主義經典，寫出了《從文化大革命到武化大革命》、《社會主義從科學到空想的倒退》等文，后與人合寫 《中國向何處去》作為研究會的“綱領”，赫然提出通過改革的方式“建立商品生產的社會秩序”。1975年8月，研究會的全部成員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獄，他和幾名骨干成員被判處死刑。粉碎“四人幫”、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使他們得以免除一死。1979年底，中央派出工作組到他所在的萬縣為他們平了反。出獄后，他立即辭去公職，自愿下海創(chuàng)業(yè)，聲稱要“建立一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

　　他以300元的“資金”起家，創(chuàng)辦了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一家私營企業(yè)“中德商店”。商店很快就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可是1983年有人要求“在經濟領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當地政法委書記說：“牟其中做生意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與社會主義較量。”公安局以 “投機倒把”的罪名取締了企業(yè)，把牟其中等人投入了監(jiān)牢。1984年8月27日，中辦、國辦接待站辦公室信訪局官員親赴萬縣將牟其中等人解救出來，才結束了他第二次牢獄之災。當時《人民日報》發(fā)了消息，還配發(fā)了題為《醫(yī)治“左”的頑癥》的評論。

　　一經獲得政策支持，牟其中更堅定了大干一場的決心和信心。他的南德集團后來成為全國最大的民營企業(yè)之一。

　　牟其中在短短幾年內做了幾個令人瞠目的項目，在國內外產生極大轟動。

　　1991年，他利用前蘇聯(lián)的特殊歷史條件提供的機遇，用當時我國相對過剩的輕工業(yè)品換回4架大型蘇聯(lián)客機。這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易貨貿易，居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南德集團一下子成為中國企業(yè)的明星。

　　在飛機貿易之后，南德成立衛(wèi)星公司，致力于商用衛(wèi)星的開發(fā)、發(fā)射、地面應用和衛(wèi)星轉發(fā)器的租賃。這對中國民營企業(yè)也是不可想象的大膽行動。南德和俄羅斯的宇航總局、國際衛(wèi)星組織、宇航信息中心等機構以及一大批最權威的專家建立了密切關系。在政策有所限制、資金受到圍堵、經濟陷入困難的情況下，牟其中千方百計堅持推進著衛(wèi)星計劃，1993年12月28日，南德的航向衛(wèi)星在俄羅斯拜科努爾宇航中心發(fā)射成功。1994年7月，南德集團正式公布這一消息，又一次引起國內外的轟動。

　　后來，牟其中組織南德與俄羅斯方面進一步合作，他計劃擁有3顆航向衛(wèi)星，還要再發(fā)射兩顆最先進的大容量衛(wèi)星。1995年南德集團組織中國與俄羅斯兩國優(yōu)秀專家專門召開了論證會。這個誘人計劃的前期資金投入相當巨大。作為一家民營企業(yè)，得不到國內金融機構支持，資金問題成為最大的困難。這迫使牟其中轉向國際融資。但是后來，他卻栽倒在融資的陷阱里。

　　牟其中是個雄心勃勃、思維狂放、“貪得無厭”的企業(yè)家。在忙著天上的飛機和衛(wèi)星等令人眼花繚亂的項目時，他又瞄準了東北亞的廣闊空間。當許多企業(yè)熱衷于往南方淘金、炒地皮和房產的時候，他選定的第三個目標是開發(fā)滿洲里。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滿洲里的口岸所在地還是一片荒蕪的大草原。他在做飛機貿易向前蘇聯(lián)發(fā)貨時，看到因兩國鐵路軌制不同必須在滿洲里鐵路口岸進行換裝 “過貨”——即貨物換裝——帶來的極大不便，也從中看到“瓶頸即商機”。他認定滿洲里的地理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下一個戰(zhàn)略棋子就要落于此地。

　　1993年，牟其中與滿洲里市政府共同討論了合作開發(fā)問題，雙方簽訂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南德集團決定從基礎設施入手、全方位開發(fā)滿洲里。那年春天，牟其中和當時的滿洲里市領導為籌建滿洲里國際口岸做了大量工作。牟在滿洲里發(fā)表了《為把滿洲里建成東北亞經濟中心城市而奮斗》的長篇講話。在這之前，他專門給中央呈交過《歷史性的機會和我們的選擇》的報告，還發(fā)表過《中美俄經濟大三角》的演說，極力強調滿洲里的戰(zhàn)略地位，主張加速滿洲里口岸的建設與開放。1997年11月，中俄兩國元首舉行最高級會晤，為發(fā)展兩國關系特別是中俄貿易揭開了新的一頁。牟其中憧憬著“讓未來的滿洲里和錦州港通過陸海大通道把東北亞和東南亞對接起來，成為洲際性物流節(jié)點城市”。他提出一個頗具鼓動性的口號：“跨出一步是歐洲！”

　　南德集團先后向滿洲里開發(fā)投資幾千萬元。但滿洲里開發(fā)項目和衛(wèi)星計劃一樣遇到了種種阻礙。1998年11月18日，南德投資的滿洲里口岸開通，可牟其中已經處于風聲鶴唳之中。1999年初牟其中被捕，南德被查封，滿洲里的其他項目和衛(wèi)星計劃陷入癱瘓。

　　飛機易貨貿易、衛(wèi)星和滿洲里開發(fā)等三個項目，都是當時民營企業(yè)的禁區(qū)，是連許多大型國有企業(yè)也不敢想的 “天方夜譚”。牟其中卻引動視聽，崢嶸逼人。

　　除了在企業(yè)經營方面浪漫高蹈，他對經濟學范疇也有超常的熱情與獨特的見解。與他的新奇的企業(yè)實踐一樣，他的張揚的理論表述，也常常使他招致非議，甚至成為射擊的標靶。

　　第二次坐牢時，牟其中已經進入中年。1984年5月，他在廢紙和煙盒上寫出萬言論文《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學說和我們的歷史使命》，寫下了“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之一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關系”。出獄后不久，1986年7月，他在《深沉的思索與思索后的行動》一文中提出“建立普遍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認為當時中國的企業(yè)改革是 “冷落了經濟學的試金石——所有制的變革”。1986年9月，他寫出《所有制改革應該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后來更是不遺余力地宣傳必須進行所有制改革、實行股份制改造。1985年，他在與日本友人交流時居然大談“公有制的概念需要修正”，認為“國有企業(yè)的改革最終要走股份化”。

　　按照牟其中的思路，1995年，南德集團實施了對部分國有企業(yè)股份制改造、搞活大中型企業(yè)的所謂“765工程”試驗。牟其中不贊成用“下崗”作為主要手段來解決國有企業(yè)問題。他認為，國有企業(yè)中訓練有素的工人和“交過無數學費”的管理干部是社會的寶貴財富，如果運用得當，其價值遠遠超過國有企業(yè)幾萬億元人民幣的凈資產。國有企業(yè)低效率的問題，主要出在機制上；目前國有企業(yè)的機制無法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改革就是要通過股份制改造，建立實現各種生產要素優(yōu)化配置的市場經濟體制。

　　這個試驗注定了只能半路夭折。1997年，某些人對他進行批判時，說他是要“接收國有資產”，“這個非黨的私營企業(yè)主還要讓國有企業(yè)的‘黨委書記轉型為終身的職業(yè)企業(yè)家’哩！”冷嘲熱諷，旁敲側擊，不一而足。

　　南德集團的所作所為，被一些人認為是私營企業(yè)對公有制的挑戰(zhàn)，是“要以私營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已經威脅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而他的那些理論主張，則被認為是新生資產階級代表對社會主義思想基礎的進攻。1997年乃至以后幾年在關于改革路線的理論爭論中，牟其中都成為首當其沖的批判對象。

　　1997年年末的一個下午，在西單三味書屋的三味茶寮，牟其中接受一位記者的采訪。記者知道這位牟總當時已經四面楚歌，愿意和他開誠布公地談一些“敏感問題”。

　　牟其中就從這個書屋和這個茶寮談起。他說，這個黃金地段，開了這么個高雅的書店和這么個古色古香的茶寮，其實是對商業(yè)資源的浪費，“如果我有這個地段的這么個房產……”

　　記者打斷他：“你自己的公司現在也很不妙呵。”

　　牟其中說：“那不是我自己的原因。”

　　記者問：“你認為你成功了嗎？”

　　牟其中答：“我為什么不是成功的？這幾年我做的三個大項目——飛機、衛(wèi)星、滿洲里，對任何一個企業(yè)來說，哪怕只是做成其中的一個，都是值得驕傲的。何況我還有許多項目都是很了不起的！若是不捆住我的手腳，我都可以完成。阿基米德說過，只要給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把整個地球撬動起來。”

　　記者笑了：“你總是那么自信。”

　　牟其中說：“你可能想說我是自負吧。”

　　記者不答。

　　牟其中說：“你猜我最自豪的是什么？我不過是個高中的學歷，工人出身，卻被一些著名的政治理論家、經濟學家當作重要的論辯對手，不遺余力地口誅筆伐。我發(fā)現自己一點也不差。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和理論是通過書本學來的，而我的信念和認識卻是用生命的拼斗、用血與火的熔煉鑄造出來的。”

　　牟其中自稱他不是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企業(yè)家或商人，而是生活在一個激烈轉型社會中理性的探索者，他的一切活動，都具有試驗的色彩。

　　那時他正經歷來勢很猛的圍剿。就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到開始進行產權改革的關鍵時刻，年近六旬的牟其中第三次坐牢了。

　　三

　　1999年1月7日牟其中被捕。直到1999年11月1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才對“南德集團暨牟其中等信用證詐騙案”開庭審理，當時成為轟動國內外的新聞。此后再沒有進行過開庭審理。2000年5月30日，武漢市中院判決，判決書稱他領導的南德經濟集團法人犯罪，主要罪行是以虛構的事實從事假進口，詐騙了中國銀行湖北分行的信用證。法庭判決“南德集團及牟其中等犯信用證詐騙罪”。牟其中被判處無期徒刑。

　　牟其中稱，他們是在衛(wèi)星項目急需資金、國內銀行渠道完全堵塞的情況下尋求境外融資，受到華裔“外商”欺騙，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境外融資被偷改成了國內套匯活動。“外商”串通湖北輕工業(yè)品進出口公司，盜用南德名義，由交通銀行貴州分行擔保，向中國銀行湖北分行騙開了信用證。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全國展開“外匯嚴打”，中國銀行把這一民事糾紛起訴至湖北高法。原告湖北中行，被告依次為湖北輕工、貴陽交行、南德集團。而到了1998年底，這個民事案件卻“轉化”為“信用證詐騙”的刑事案件。涉案三個被告只剩下一個民營企業(yè)南德集團，作為申請開證方的湖北輕工和開證擔保方的貴陽交行兩個國有企業(yè)未被起訴。那個操縱這項騙匯活動的“外商”卻在被拘留后一個月就被湖北輕工保釋出境，也未被起訴。

　　從被捕至今已經快9年了，牟其中與南德經濟集團始終不服判決，一直四處申訴。牟其中申訴的理由是，這不但是一個 “錯案”，而且是一個“假案”。

　　牟其中認定其為“錯案”的理由是：即使指控南德假進口的事實屬實，南德的行為也不構成信用證詐騙罪。其根據是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7月16日發(fā)的 《關于嚴禁隨意止付信用證項下款項的通知》，中國人民銀行1996年4月30日發(fā)的《關于加強國際信用證結算有關事項的通知》和國際商會 《跟單信用證統(tǒng)一慣例》(UCP500)。以上文件均對信用證的性質作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信用證是獨立于基礎交易的單據交易”、“信用證交易與基礎交易屬于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1月14日頒布的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信用證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中認定 “本《規(guī)定》明確了信用證法律關系獨立于基礎交易關系的原則”。 2005年12月8日頒布的同樣具有司法解釋法律效力的《關于<規(guī)定>的說明》中，也明確指出，“到目前為止，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沒有關于信用證的專門立法”，“我國同樣沒有關于信用證的專門成文法規(guī)定”， “信用證糾紛案件畢竟是民商事案件”。牟其中認為，所謂“假進口”問題，適用法律也只能是與基礎交易欺詐有關的法律，而與信用證不是一個法律關系，何況這些是由“外商”與另外兩家國有單位“精心安排”的，南德既不是策劃者，也不是操作者。

　　牟其中認定其為“假案”的理由是：將“假進口”的責任栽在南德集團頭上，用的是“移花接木”的方法。現在已經查明，據以判決南德與湖北中行信用證有關的三個證據，即委托代理進口協(xié)議、代理貼現協(xié)議、擔保協(xié)議都是偽造的。也就是說利用假進口騙取中行信用證的不是南德集團，而是后來并未被追究的湖北輕工和貴陽交行。這已被刑事預審和民事一審、二審公布的證據材料所證明。

　　民事審判在基本事實和性質的認定上沒有附和刑事判決，卻認定“湖北輕工與東澤科技有限公司簽訂的外貿合同并未實際執(zhí)行，南德集團與湖北輕工之間該單信用證的分代理進口協(xié)議，在湖北輕工申請開立信用證時并不存在”，而是事后湖北輕工“為逃避處罰，南德集團應湖北輕工要求而于同年9月底補簽的”。民事審判還認定“南德集團與原告之間無直接的信用證法律關系”。在刑事判決之后進行的民事判決，在根本點上否定了同一法院之前的刑事判決，成為我國司法史上絕無僅有的特例。

　　2003年1月18日，4位權威法學家高銘暄、趙秉志、黃京平、龍翼飛教授對牟其中案進行了專題論證，在《專家論證法律意見書》中表示：本案刑事判決認定事實有誤，適用法律不當。

　　據南德理事會稱，牟其中除了堅持申訴外，一直關注著關于改革、關于發(fā)展的爭論。他認為所有關于改革的 “風波”，都是和他命運緊密相連的。

　　2001年，他在監(jiān)獄中繼續(xù)進行關于股份制的研究，寫出論文《國家所有制不是公有制實現的最佳形式》。他發(fā)出感嘆說“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秩序，從1978年至今已經足足23年了。目前的情況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見問題之沉重與艱難。”他宣稱國家所有制不是當今社會公有制實現的最佳形式，而強調“基于個人所有制的股份制，才是我們社會發(fā)展到目前階段最有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

　　2003年，牟其中看到郎咸平等關于民企“原罪”的文章，立即通過南德理事會代表他發(fā)表了許多文章和講話。他說，“一個只能在神學領域或政教合一的國家才可能提出的問題，居然引起了一場熱烈的討論，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不能不令人懷疑，令人深思。它令我聯(lián)想到了反人類的中世紀的宗教法庭”，“企圖以‘原罪’來否定民營企業(yè)生存權的斗爭，絕非自今日始。在改革開放事業(yè)中，從來就存在著對民營企業(yè)兩種截然對立的評論。”

　　有人認為，就民營企業(yè)“原罪”、所有制改革等問題引發(fā)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從1997年開始的。

　　《南風窗》雜志在報道他的觀點后指出：“牟其中案發(fā)之時，正是改革觸及到所有制問題的關鍵時刻。民族文化中基于‘均貧富’的傳統(tǒng)‘仇富心理’，以及我們對一些重大問題研究的深度不夠，都是整個社會陷入‘原罪’的話題而深受困擾的原因。”

　　令牟其中興奮的是，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加快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fā)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fā)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無疑是對所有制討論所作的權威性的結論。

　　2004年，牟其中委托南德理事會將他多年關于經濟理論的講話和文章整理成一本書稿，書名擬為《牟其中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思考、試驗文集》。他看到書稿后興奮地說：“風雨消停之后，再來審視這本記錄了我狂放思維的書，誰也不能說我沒有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國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深，又不可逆轉了的一場變革；誰也否認不了在產權改革、國企改革、總體經濟結構如何轉變等一系列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領域，我早在80年代中期已經提出了今天已被肯定的思路。”

　　高墻里的牟其中，居然未改其本色。

　　(李慰飴，資深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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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