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生問：孔子為何不“為富人說話”？孔子生活的時代，兩極分化現象不見得比今天好。孔子又很想做官，“為富人說話”至少可以為仕途加分。他何樂而不為？

　　這個問題問得好。孔子對“富”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想富，認為追求富裕是人的正當權利，因此，只要能富起來，什么活兒都愿意做。所謂“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就是這種心理的寫照。他很欣賞別人的致富本領，稱贊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他對如何追求富裕有自己的道義原則。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又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孔子做人做事，不離道義二字，雖然一生始終沒能富起來，“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卻也感到“樂亦在其中矣”，原因也在這里。從這個角度看，如果富人所為符合他的道義標準，他應該有可能“為富人說話”。

　　但是，當時富人之所作所為，能否證明他們是“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呢？可以引用的材料太多，還是以《論語》提及的為例。《論語》提及兩個人，一個是齊景公，一個是季氏。關于齊景公，孔子瞧不上眼：“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論語·季氏》)當時“有馬千駟”，要算很富了，可是孔子卻說，老百姓不知道他有什么德行可以稱頌。在這里，孔子的道義是以老百姓認可為標準的。既然老百姓對此人沒什么好感，看來，他也不會為這個富人說話。關于季氏，孔子的態度激烈得多。《論語·先進》：“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似乎頗有點“仇富”心態，根本談不上“為富人說話”了。其實，仔細讀來，孔子要學生“鳴鼓而攻”的，并不是“富”，而是“聚斂”。王充說得好：“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論衡·答佞》)匡亞明《孔子評傳》解釋“聚斂”，說是“魯國季孫氏實行土地負擔多于以往一倍的新制‘田賦’”，而“孔子對冉求未能阻止季孫氏實行這種加重土地負擔(亦即人民負擔)的新制‘田賦’，很不滿意”。所謂“鳴鼓而攻”，并不是“仇富”，而是反對季氏“聚斂”，反對加重人民負擔而已。所謂“苛政猛于虎”，此之謂乎！

　　從當時的社會背景看，諸侯貴族為富不仁的現象比較普遍。《禮記·哀公問》記載孔子的話說：“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盡，午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楊天宇譯文：“現在的君子，好財富而無厭，行為放蕩而不倦，心荒體懶而又傲慢，務求把民財搜刮盡，違背眾意而討伐好人，只求滿足自己的私欲，不擇手段。”)這是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加劇的重要因素。《說苑·政理》寫子貢贖人還金一事，明確記載孔子的話說：“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因此，孔子提出“富而能富人”(《說苑·雜言》)的觀念，就是今天來看，也仍然具有積極意義。

　　以我看來，“富人”靠勞動致富、科技致富、守法致富，并不靠什么人為他“說話”致富。如果僅僅靠人為他“說話”，就能“富”，這種“富”恐怕也不正常。在對待富裕這個問題上，孔子的想法，大體和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差不多。今天大多數中國人都想富，都希望自己經過努力能過上體面生活。對于先富起來的“富人”，既有羨慕，也有期盼：羨慕其勞動致富、科技致富、守法致富，期盼其對社會公益發揮作用。而所謂“仇富”，對于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恐怕也絕不如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偏頗與激烈。他們憎恨的只是那些以權謀私一夜暴富的貪官，仇視的也只是那些或借貪官權勢、或鉆法律漏洞而大發其財的暴發戶之類。用“仇富”二字概括這種感情，絕不準確。人們與“富”，何“仇”之有呢？(金陵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