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安

　　今年是杰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年10月)出版50年。據說這本書的最新譯本在中國已經是第8次印刷，銷售超過20萬冊，可我嚴重懷疑有多少人真正讀完這本書。最早看到這本書,我是從作家徐星手里借的“內部發行”版。當時是1985年，初讀《在路上》，我其實沒留下特別的印象，看得也匆忙，只記住了薩爾、迪安和瑪麗盧3人裸著身子開車，引得對面開來的司機分神，差點拐入路溝等幾個好玩的細節。后來又看了漓江出版社的版本，當時我正拼命寫類似風格的小說，所以很亢奮。最近讀上海譯文出版社的最新譯本時，也許是年齡大了，感覺就平和了許多,我開始在小說熱鬧的頹廢的奔走的虛無行為和情緒中體會到作者的悲哀之心。

　　“垮掉派”的代表詩人艾倫·金斯伯格在談到《在路上》時說：“受難是他作品中最基本的特點和主題。第二個特點就是人生無常。”所以，這種境界決然不是年輕時的我等能夠理解的，而上世紀80年代，國內出現了大量疑似《在路上》和《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小說，也因此引發了關于“偽現代派”的討論，其中一個重要的說法就是，我們的年輕人并不具備《在路上》中人物的真實處境和天性，我們的小說都是不自覺的模仿，是所謂的西方哲學強加或滲透給我們天性的一種間接的情感。現在看來，這種盲從與今天我們流行文化中的“哈日”、“韓流”現象并無本質的區別。

　　《在路上》的產生，當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由，這便是眾所周知且又臭名昭著的“美國夢”，所以有人將這部小說與《白鯨》和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芬恩歷險記》相提并論，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說《白鯨》預示著“美國夢”的破滅，那么《哈克貝利·芬恩歷險記》和《在路上》則是對“美國夢”的逃離。美國評論家迪克斯坦在《劍橋美國文學史》中談到“汽車”和“道路”的繁榮，對大蕭條后美國社會的影響。他說，“汽車”和“道路”所引發的人口的流動和遷徙，使“美國人民正在成為一個無根的民族”。兩者既是美國文明的新標志，也提供和造就了人們的焦躁不安和逃離它的新方法。“《在路上》的天才之處就在于把這種新的躁動不安和關于道路的美國經典神話聯系起來，并且用這種躁動不安來表達一系列具有顛覆性的價值觀……‘路’代表了戰后那種情感開朗奔放，行動無拘無束的美國精神。”小說主人公迪安等人的流浪式的奔走與其說是有目的的追尋，不如說是純粹的對于運動的夢想，一種毫無方向、毫無意義的癲狂般的刺激與發泄，所以有人稱他們這一代人為“神圣的傻瓜”。這些，或許才是那個時代美國青年人精神生活的真實寫照。

　　《在路上》是美國文學的經典，但人們對它的爭議至今都沒有停止。寫過《冷血》的作家杜魯門·卡波蒂就曾挖苦說：“凱魯亞克的風格不是寫作風格，而是打字風格。”而小說出版的那年，《紐約時報》甚至諷刺凱魯亞克壓根不會寫作，把這本書奉獻給公眾是一種恥辱。從閱讀的角度看，小說中有很多精彩的段落和細節描寫，正如美國評論家米爾斯坦所說“有的片段美得令人窒息”，但是這些段落和句子都點綴或隱藏在他平凡即興的口語化的敘述中，沒有耐心或者不喜歡他的讀者很難體驗。這就是我懷疑有多少中國讀者真正讀完了這本書的原因所在。

　　寫過《兔子，跑吧》的厄普代克應該是最不崇拜凱魯亞克的美國作家之一，因為在寫作上厄普代克像一個精雕細刻的工匠。厄普代克這樣評價凱魯亞克：“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種善良的東西，一種感情上十分善良的東西。”這個遲到的發現也許并不被死去的凱魯亞克買賬，但它抓住了一個視寫作為生命的人的最本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