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馬立誠

　　迄今為止，凌志軍的新書——45萬字的《中國的新革命——1980-2006，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給我們提供了一部中關村傳奇的最系統、最充實的讀本。當然，中關村的故事遠未完結。

　　許多人記憶里的新聞片斷和奇聞軼事，由此匯集成一幅風波跌宕的歷史長卷，讀來不禁令人感嘆唏噓。這要感謝作者的艱辛勞作——中關村管委會人士說，凌志軍為了搞清楚中關村創業初期的一些節點，在某個塵封的檔案室里一呆就是一個多月。

　　仍然是凌志軍一貫的風格。引人入勝的故事和幽默的議論連綴成篇，減少了長篇巨著帶來的閱讀艱澀。一些朋友說，他們差不多是一口氣翻完此書的。凌志軍素來喜歡美國作家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看來，《中國的新革命》多少學到了這本巨著的精髓。

　　一方面是顯微鏡，經過凌志軍仔細觀察，中關村的細部毛孔畢現。一個房間里裝著38家公司，每張辦公桌上貼牌的文字都歷歷在目；另一方面是放大鏡，透過中關村大街的喧鬧和一個個公司的皺褶，映射在讀者面前的，是中國改革30年的顛簸進程。

　　這正是凌志軍的雄心。他說：“中關村在創新之路上蹣跚而行的曲折歷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國崛起的真相。這包括它的陽光和陰暗，包括它的英明之舉和愚蠢行為，也包括它的混亂和秩序。它不僅僅是企業史，還是人們思想解放、社會改革變遷的歷史，一部我們剛剛走過看過，卻未曾真正認識它的歷史。”

　　這不是一本傳統縣志型的中關村紀事。《中國的新革命》把中關村的沖浪搏擊和中國近30年來的回旋起伏絲絲入扣地融會在一起，因而大大拓展了內涵的縱深。

　　對于中國來說，中關村的價值是什么？是技術創新嗎？不是。就技術創新而言，中關村實在拿不出多少令人心折的成果。凌志軍說：“很多人認為科技是中關村的最大特色，但我不這么看。與其說中關村在技術上有什么貢獻，不如說中關村最大的貢獻，在于對舊體制的破壞，從而激醒了中國人創造財富和融入世界的熱望。中關村的意義在于，它試驗著新的社會思想和價值取向。”

　　《中國的新革命》揭示的中關村的價值就是，在一度僵死的科研體制壓抑之下，民間力量借改革開放之機艱難突破，愈挫愈奮，“在縫隙和漏洞中”崛起，與此密切相關，則是在市場作用之下，政府職能緩緩轉型。整本《中國的新革命》都圍繞這個主題展開，并力求揭示幕后的真相和秘密所在。這個主題，不正是中國30年經濟改革的主要經驗嗎？《中國的新革命》告訴讀者，上世紀80年代的中關村正如70年代末安徽小崗村農民發動的 “革命”一樣，“每一個進步，并非政府率領民間向前走，而是民間推著政府向前走。”

　　也許是由于媒體一直高度關注中關村，人們對中關村的人物和事件都熟悉了，所以這本書出版之后引起的議論，并不是陳春先、段永基如何如何，聯想、百度如何如何，而是在中關村發展后期，政府的介入是否損害了中關村的活力。提出這個問題，顯然與我國當前改革所面臨的挑戰有著密切關系。而這一點，也正是《中國的新革命》內容的重點。

　　有人認為，2000年前后，政府介入中關村逐步加深，犯了一個方向性錯誤——以增加稅收為目的，熱衷于以大企業為品牌。原因在于，“只要拉來一家年收入上百億的跨國公司，園區業績就可以輕松拔起一大截。”另外，中關村近年來大興土木，變得整齊了，漂亮了，可是門檻也高了，一大批有活力的“草根”公司被迫退出，成本很低的蓬蓬勃勃的市場生態不復存在。《中國的新革命》對此種危機未能給予充分揭示。有人還反問：“如果到最后，在中關村寬敞明亮的大樓里，住的都是利用我們高素質人才為其打工的外國機構，你說我們到底是中關村的罪人，還是功臣？”

　　凌志軍在書中表達的觀點是，中關村發展早期，政府基本沒有介入，后來有一段時間政府介入比較多，主要集中在市政建設上，比如修路架橋。就對企業的管理而言，政府基本不管。中關村管委會政府職能的轉變是比較好的，主要原因是它沒有多大權力，不像其他政府部門一樣擁有各種審批權，所以它的主要職能是服務。

　　平心而論，中關村管委會在政府改革的過程中，做了許多積極探索，取得了顯著績效，《中國的新革命》對此多有表述。但是，去年夏天至今，北京市副市長兼中關村管委會主任劉志華和海淀區區長周良洛等貪官先后落馬，顯然加重了人們對權力介入市場的警惕。不少媒介都就此報道說，“政府官員的營私腐敗，損害了中關村公平競爭的環境。”

　　進入2007年以來，學界對深化改革形成了普遍共識。這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是要害所在。政府改什么呢？減少對資源配置的行政干預，加快建設市場經濟所需的法制平臺，優化公共服務職能，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在這方面，中關村還有很大改進余地。相信通過進一步改革，中關村的科技創新能力一定能夠得到提升。

　　這本書出版之后引起的議論，并不是陳春先、段永基如何如何，聯想、百度如何如何，而是在中關村發展后期，政府的介入是否損害了中關村的活力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