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瀅/文

　　寫字臺上放著12寸的黑白電視機，電視機旁是幾乎家家都有的小臺燈，桌面上鋪著一整塊的玻璃臺面，臺面下壓著家里人的照片，爸爸媽媽帶著少年兒童，在某一個名勝古跡前惘然地笑著。電視還沒有開演，老式掛鐘的時間指向7點差5分。

　　這是什么時候的情景？至少過了二十年了吧，房間里的時間凝固了。7點差5分，或許一家人的晚飯已經結束，孩子想看電視，母親還在催問當天的作業。這些人物消失了，那些物件似乎有緩慢的呼吸。這是一個被記憶制造的房間，或者說，是被記憶創造的房間，它存在于某一個時點，與現在的生活遙遙相望。

　　這是仇曉飛的世界——— 《快七點了》。這些電視機、寫字臺、臺燈……灰撲撲的，好像已經用了好多年，它們是仇曉飛造出來畫出來的，用傳統的藝術品分類似乎難以歸納，雕塑、油畫、裝置……都說不明白，但至少這些仿制工業制品的作品，都和記憶有關。

　　那時候，黑白電視機的牌子至多也只有兩三個，家里買回了“飛躍”牌的，被父親用自行車小心翼翼載回家，但我家里的電視沒有放在寫字臺上，它受到了隆重的保護，被鎖進家里僅有的穿衣柜里，除了周末，只能在星期四的晚上抱出來，其余的時間小孩不許看電視，因為總是鎖在柜子里，時間久了，電視屏幕上總是出現好多雪花點，爸爸說，可能是受潮了。我的家在南方城市，什么東西都容易受潮，這一點可能和仇曉飛童年生活的哈爾濱不同，他繪聲繪色地說起小時候在哈爾濱的冬天，松花江上了凍，可以跑卡車，記憶為什么可以如此生動清晰呢？這是他在生活中惟一可以依賴和把握的嗎？

　　這些灰撲撲的照相簿、用舊了的桌子、電視、主人離開了的房間……出自這么一個看上去頗時髦的青年之手。

　　兩年前，因為索家村要被強行拆遷，曾經去過這個被廢品回收站、小汽車維修點和菜市場擁圍的“國際藝術村”，莊輝帶我們去各個藝術家的工作室，有的對庫房似的空間進行了巨大的改造，刷成了時髦的全白，仇曉飛和她的女朋友共用一個工作室，室內沒有什么修飾，作品零散地堆著，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些他畫的小玩具、舊照片，一時也不知從何理解，外面是為了保護藝術村激情昂揚的藝術家們和媒體，氣氛是熱烈而興奮的，而他的工作室門口，聚著他的一群朋友，他一一介紹，我也不記得名字，這些小青年看上去表情都很淡漠，有的染著紅色的頭發，有的穿的像個朋克，他的那些舊玩意兒，在這樣的環境和氣氛中，有些格格不入。

　　索家村終究是要拆遷了，去年秋天，仇曉飛要回去收拾東西的時候，我又去了一次這個城鄉結合部的藝術村。“村子”里沒什么人，有些房子已經被拆掉了。仇曉飛的工作室已經很久沒收拾了，房子里有些凌亂，一邊是他準備去參加利物浦雙年展的作品ArtClass(美術課)，一邊是他做的大積木，黃的、紅的、綠的大方塊，磨舊了的顏色。一年多前來看過的很多畫兒、做的電視機、玩具已經不在了。

　　我們在空蕩凌亂的工作室里說話、抽煙，氣氛也有些沉悶。這天上午，我才去順義見過一個雕塑家，他和他的朋友們在一個村子里造了很大的工作室，在雕塑家整潔的院落里，他和我說了80年代時他們那一代人的激動和郁悶，經歷聽上去都是大起大落的，和時代變化命運攸關。幾小時后，我們在索家村邊上的小飯館里囫圇地吃著十元一份的蓋澆飯，聽仇曉飛說他和女朋友搬到環鐵那邊了，和幾個朋友一起，那邊蓋了一些可以做工作室的大空房。

　　索家村的騷動很快歸于平靜，這個臨時性的庫房建筑群由于違章建房，被政府命令拆除，而對于曾經短暫居于此的藝術家，這里也會很快在他們的記憶中消失，他們僅為尋找工作用地暫居一處，這個地方于他們的經歷和情感也沒有太大關系。

　　環鐵周圍零星地蓋起了各式大庫房，四五棟一組。這里離798還有好幾里地，載人進城的多半都是當地人開的黑車。仇曉飛和他在美院的朋友王光樂租住在一個院子里。王光樂和仇曉飛在美院都是學的油畫，一個沉迷在記憶里，一個對水磨石著迷，這里并不是什么藝術村落，僅僅是幾個朋友在一起租的工作空間，他們偶爾在一起聊天喝酒，說說最近看到的人和作品，然后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就像幾年前他們一起發起的展覽N12，12個美院的年輕人自發組織的聯展，各自的風格卻不同，他們只是12個想被看到的個體，卻不是85新潮前后在此起彼伏出現的畫派群體，N12的展覽持續了三屆，作品的差異也越來越大。

　　到了三十歲的仇曉飛，臉上還掛著些孩子氣，或者在生活某處，存在著某個秘密通道，能讓他刺溜一下就滑回了小時候的哈爾濱。

　　四月，仇曉飛剛從倫敦回來，他說起自然博物館，那些大恐龍的巨大骨架，想當然地認為達敏·赫斯特小時候肯定流連在自然博物館這樣的地方，不然怎么會那么喜歡拿動物的骨架做文章？他漏了很多美術館，自己鉆進倫敦、巴黎的舊貨市場。他在舊的東西里翻出自己的新來，在別的城市印證自己的記憶，香榭麗舍大街感覺就像是哈爾濱的中央大街，都是小石子鋪的地面，東方版的歐洲風情就這么確鑿成了某種最親切真實的存在，巴黎有些地方很像哈爾濱，這是不是他在一個陌生環境中尋找到踏實感的理由？

　　“把經歷過的情景描畫下來或者是憑空畫畫過去的某一種莫名奇妙的想法，里面也有些東西是既不屬于過去也不屬于未來的。”顯然，他知道，過去是回不去的。

　　這些在他的手底下再造出來的某種記憶載體，并不是以過去的舊來抵擋現實的新，這些東西在此時的時間里沉默著，更像是緩慢的褪色的夢境，它獨立存在著，不驚擾你，也并不抗拒你的進入，這個夢境與其說是建立在過去的記憶里，不如說它正緩緩流淌進了我們正處在的現實里，它不是封閉的，所以談不上抵抗和保護。

　　盡管仇曉飛說，“我希望靠每天畫畫兒能一點點的建立一個我所熟悉的世界，一些真正影響到我生活的歷史”，這些畫兒又有那么一些不真實，他畫的很多并不是記憶本身，是家庭照相簿上的黑白照片或者舊明信片，這些對于舊時的記錄之物再描摹，有些是惆悵的，有些是潦草的，有些是調侃的，他并沒有重溫真實記憶的決心，他愿意和它們隔著一層玻璃紙，彼此張望著游戲。

　　他生活的城市是眼下的北京，從西邊的父母家到大東邊的工作室，要經過塞車的四環、三環，不耐煩的司機大聲按喇叭，環路上全起了高樓，房地產廣告觸目驚心地高懸在道路邊，“上東”、“奢適”、“至尊”，大詞兒層出不窮，成為商品房或者時髦思想的廣告，仿佛人人都進入了華麗的21世紀。這是他此刻正在的城市，被訓練出了直接刺激的表達方式，有媒體直接問他作品的價錢，他不好意思拒絕別人的問題但也被這樣的問題搞得郁悶，他要謀生，也干過美術輔導老師的兼差，但如果談到錢，他還是沒法和更年輕的孩子一樣自然。所有受過艱苦樸素的思想品德教育的過來人，都很難在對待金錢的態度上表現得坦然吧。但到底從前的教育教給了我們什么呢？好像又說不上來，留下印象的很多營養都是雜食而來。他和很多90年代的城市少年一樣，最初的自我啟蒙是被搖滾音樂喚醒，豁出一年的生活費買樂器，最后好夢還是告吹，天生的五音不全；從來都認為進美院附中是僥幸，進了美院也不能按下性子老實上課，逃課、交女朋友、看雜書；匆忙地畢業，將就著以代課為生，前途渺茫時縮在小平房里畫那些小畫兒，描摹家里的黑白照片……在他這兒，聽到的往往令人唏噓，這個少年，長大得這樣辛苦迷惘，即使做了個人展覽，去了國外參加各種雙年展博覽會，他的心里頭，還是有個留在童年時的哈爾濱的小人兒。

　　他的老師劉小東，眼下中國當代藝術最高拍賣紀錄的創造者，曾和他說過自己的90年代嗎？那對在冬天的鐵路邊在呼嘯而過的火車旁爭吵的年輕夫婦，在黑白膠片里留下的是怎樣郁悶不安的時光，《冬春的日子》，劉小東和喻紅演的電影，也是他們當時的記錄，他們三十歲時可能比仇曉飛生活中承受的重量還要重吧，到了仇曉飛這一代，已經不那么明顯地感受到政治壓力了。他的老師選擇直視現實，犀利強硬的，而他，滑進了可能存在過或許也被他篡改過的個人記憶里，那個溫和的、毛邊的、生動的凝固著的個人世界，對他人沒有召喚和沖擊，自顧自地存在著，他進到這世界，常常給它重新上色，讓它更舊，他坐在這些自造的大積木、舊畫架和重新做的阿里斯托芬頭像中，抽根煙，常常的，一整天。

　　這些對于舊時的記錄之物再描摹，有些是惆悵的，有些是潦草的，有些是調侃的，他并沒有重溫真實記憶的決心，他愿意和它們隔著一層玻璃紙，彼此張望著游戲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