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穎波

　　“用事實說話”這是現在很多媒體奉行的行動準則。但如何用事實說話卻大有學問。關鍵在于，是讓事實自己說話，還是用事實來說自己的話。如果是后者，那么從邏輯上來說就不可能有客觀公正可言　　

　　“茶水發炎”事件的發生，逼迫在媒體從業的同行們做出深刻反思。客觀、公正的新聞業基本準則以及我們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還能不能保守，怎樣保守，怎樣在改革變化中保守，現在真成了一個大問題。

　　被稱為“體驗式(也稱策劃式)”的采訪活動，近年來十分盛行。媒體界把它當作一種加強受眾信任的好方法廣泛接納。無論如何，新聞記者以及他們所在編輯部總是對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斷，通過變換角色，深入生活，親身體驗，對這些屬于自己的認識和判斷加以求證，并將結果公之于眾，按理應該是個好方法。可惜的是，“茶葉發炎”事件證明了相反的結果。

　　報紙記者策劃的這場非常極端的獨特體驗，其動機正是為求證一種說法：即醫生們不負責任的工作態度已經到了令人驚詫的程序。他們派記者假扮病人到幾家公立

醫院看病，在驗尿的過程中，將茶水當成尿液送檢，結果無一例外地檢測出“發炎”的結果。事件一公布，輿情洶涌，普遍認為當今的醫院太過黑暗，太不負責。然而，幾天之后，事情卻急轉直下。專家以及政府部門站出來表態，證明“茶水發炎”是這種試驗的必然結果，檢測出“發炎”根本不能說明這些醫院有任何錯誤存在。官方在事件之后對相關媒體進行公開批評，讓人心服口服。網友普遍認為媒體發動這種試驗的動機不夠純良，在所謂求證事實的名義背后還夾雜了復雜的不夠光明的心態，結果是挑撥了醫患關系。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這種求證試驗一開始就帶有主觀預判和目的。同樣是搜集證據，法院和律師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涉及到自然科學的澄清相對來說還比較容易。若是換成社會問題，想要一個清晰的結果，一個確定的是非對錯，就復雜多了。鬧了一個多月的“洋快餐違法用工風波”正是這樣。同樣是出于體驗式報道的策劃，卻在廣東、上海等多個大城市里造成了政府步調的不一致，更在民眾中造成了是非觀念的混亂。

　　輿論過山車和腦筋急轉彎

　　這場風波起源廣東某報的策劃。一般推測，雖然最初可能是由一些個別的投訴案例引起，但整個策劃應當與正在制定中的《勞動合同法》有關。眾所周知，這部皆在加強對中國勞動者保護的法律是目前受關注程度最高，歷史上民眾參與度最廣的一部法律，也是外資企業發表意見最為強烈的一次。有人分析說，這個測試結果的發布時間也和即將到來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暗合。

　　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這場風波的過程：自今年1月19日開始，《新快報》的幾名記者和實習生成功加入廣州幾家洋快餐餐廳，包括麥當勞、肯德基和必勝客，成為兼職店員。可謂精心布置、行動縝密。

　　女實習生阿詩到天河購物中心麥當勞應聘時，該餐廳的副經理陳偉表示：“每個小時4元錢，同時還有每小時1.3元的補助。”即阿詩每工作一小時，將會得到5.3元的報酬。而“臥底”在肯德基和必勝客了解到，肯德基兼職工合同上的工資是4.7元/小時，每天連續工作4小時或4小時以上加0.8元補助/小時。必勝客兼職工合同上的工資是5.8元/小時，無任何補助。

　　《新快報》在報道中專門指出，廣東《非全日制職工每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明文規定，廣州非全日制職工的每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7.5元。他們用這樣的事實告訴讀者，上述三家洋快餐統統違法！當然，除此之外，這些餐廳還存在加班不給加班費等多種問題。

　　親身體驗，事實不容置疑。一時間，輿論風暴遮天敝日，幾家洋快餐陷入暴風中心。不過，麥當勞、肯德基在中國開業以來，大大小小的風波沒少經歷，擁有不少被當作經典贊揚的“危機公關處理案例”。這一次又輪到他們展現處理危機的能力了。

　　肯德基首先接受媒體質詢，他們的說法是“我們(的兼職工)即不屬于全日制用工，也不屬于非全日制用工。”顯然，內地媒體普遍沒有意識到這是經過縝密研究之后得出的結論，便集中槍口對此攻擊，稱其荒謬，令人啼笑皆非。理由是中國的《勞動法》明確指出，用工形式分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兩種。與此同時，武漢等其他城市的媒體也加入其中，廣泛征集上述外資快餐企業違法用工的事實。之后，工會部門開始介入，斷定洋快餐用工違法。而洋快餐們則稱工會不是勞動法的執法部門，不能給事件的性質定性。廣東勞動監察部門被迫表態，對違法加班等事件闡明態度，但卻回避了敏感的兼職一事。事情在全國范圍內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媒體評論紛紛要求有勞動執法權的行政部門給予明確結論。

　　但是，令大多數民眾想不到的是，原以為板上釘釘的違法行為，最終卻沒有得到權威部門的認可。

　　4月9號，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召開新聞發布會，稱經調查后“尚未發現麥當勞、肯德基存在不執行本市最低工資標準的行為。”幾天后，也就是4月14日，廣東省勞動保障廳發布消息澄清：有些媒體在刊登省勞動保障廳的回應時，稱省勞動保障廳認定三元麥當勞食品有限公司和百勝餐飲公司是“違法”的，這種報道不屬實。該廳從來沒有作過這種定性的表示。

　　老百姓受不了這種腦筋急轉彎。

　　是凸顯法律漏洞還是昭示法律迷惑

　　別說老百姓不能腦筋急轉彎，即使很多政府官員和工會人士，也不容易理解這個結果。

　　理解不理解，都解決不了法律本身的問題。在勞動法專家看來，肯德基所稱“第三種用工形式”，即學生等人群的兼職行為，的確因為不具備勞動法律關系的主體資格，而不在《勞動法》管轄范圍內。

　　事件進展至此，媒體的熱情驟減；公眾在心理上經歷了過山車式的巔簸，得到的只是一團霧水，倍感疲勞。

　　于是，心有不甘的媒體評論員也只能在事件的最后發出“希望相關部門進一步快速完善《勞動法》”的呼吁。但這樣的呼吁不過是一種姿態罷了，因為真正了解中國民情的人們深知，所謂的“完善”，在這個環節上，正是法律選擇艱難的地方。

　　在經濟學領域里，相當多的學者，例如香港的張五常，都在反對政府設立最低工資標準；而在勞動法領域，更有一派相當強大的力量反對一味強調對勞動者的保護。他們認為，通過法律手段逼迫資方提高工人待遇的結果肯定適得其反。在他們看來，民事法律所要調節的關系雙方應當地位平等，法律不能一邊倒。以法國去年的騷亂為例，法國政府為進一步擴大就業(出發點是保護勞動者利益)而規定企業對于初次參加工作的人辭退可以不受限制，結果釀成了勞動者的抗議運動。

　　背后的這些深層迷惑超出了媒體的研究、認識和判斷能力，“洋快餐違法用工風波”不得不草草收場，虎頭蛇尾，留下不小的遺憾。

　　我們應該如何“用事實說話”？

　　律師搜集證據和法院最大的不同在于，律師只收集有利于自己當事人的證據，對自己一方不利的證據，法律允許他們視不而見。

　　媒體可以這樣做嗎？顯然不成。記者不能偏聽偏信，不能不給矛盾雙方以公平表達的機會，不能不在新聞報道中力求平衡。而這些都是新聞客觀公正原則的基本要求。

　　事實上，這些洋企業是否存在低于標準支付工資的情況，并非要采取這種親身暗訪的方式才能了解，完全可以直接從企業管理者那里采訪了解。對于勞資糾紛來說，不僅要采訪雙方當事人，而且也可以(甚至是必須的)采訪相關第三者，從而報道出一個事件的全貌。事實盡可能追求全面，結論必要追求科學準確，這是我們應該做到的。有了這樣的報道原則，即使欠缺對勞動法知識的了解又能有什么大的妨礙呢？媒體記者天生不就是提問者嗎？

　　“用事實說話”這是現在很多媒體奉行的行動準則。但如何用事實說話卻大有學問。關鍵問題在于，是讓事實自己說話，還是用事實來說自己的話。如果是后者，那么從邏輯上來說，就不可能有客觀公正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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