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轉身”帶來的思考

　　王穎

　　搜索關鍵詞：新農村建設

　　在今年的“兩會”上，林毅夫委員提出建設新農村并非建設“新村莊”，這與他此前的一些觀點相比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作為“新農村建設”的倡導者，“新農村”理論建設的重要參與者，林毅夫早在幾年前就提出以自然村為單位搞基礎設施建設的“新農村”道路，其主要觀點包括：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切入點(而非從農民組織、教育等為切入點)，通過啟動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解決內需不足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等宏觀經濟難題，爭取到2020年，即15年內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

　　從積極倡導農村基建，到強調“新農村”并非“新村莊”，對自己的觀點作出修正，林毅夫的這種勇于揚棄的態度值得肯定。但林毅夫率然“轉身”背后折射出的問題，顯然更值得我們深思。

　　筆者前不久考察了陜西彬縣太盤村。該村政府規劃新村，強行推倒村民老宅；村民們借債蓋新房，借不來錢的只得住進

蘋果園內；現代化的“太盤新村”入住率卻不足50%，房屋普遍出現質量問題；而村政府最初承諾的幾千元補貼卻遲遲沒有兌現。從村干部宣布新農村建設的那天起，村民們經歷了從喜悅到無奈的多重心理變化。

　　太盤村的情況并非個案，在地方政府的政績沖動下，成百上千的“標準示范村”如雨后春筍般冒了出來，這顯然念歪了經。茅于軾老先生一年前曾表示，“我擔心建設新農村會變成一種運動，過去搞一次運動老百姓就要倒一次霉，我很怕老百姓因此而倒霉，本來建設新農村是好心，但結果害了他們。”現在看來，茅老的擔心并不多余。

　　應該看到，中央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寬裕、管理民主、鄉風文明、村容整潔”20字目標涵蓋面廣，意義深遠。其實質是通過城市反哺農村的戰略傾斜，讓占到中國人口70%的農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實現

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十年持續和健康的發展，而決不能將其短視化為啟動內需的狹隘思路。但各地的教訓說明，只要“新農村建設”和農村基礎建設的思想還沒有理清，特別是在非村容建設方面的政績考量難以量化的情況下，就不可避免還會發生好心辦壞事的局面。

　　著名經濟學家華生一年前曾撰文指出，中國未來發展的實質是城市化。要實現農村現代化，使占總人口70%的中國農業人口下降到10%左右，是一個長期艱巨的系統工程。新農村建設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應以教育、培訓、醫療衛生等投入為主，授人以漁才能增強農民往城鎮轉移的能力，避免各種形式的瞎指揮和折騰浪費。

　　搞基礎設施建設本沒有錯，但不應著眼于農村，而應建在越來越多農民工正在涌入的城市。如何使農民工能夠在城市扎根，實現安居樂業，在加快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保持城鄉相對差距不大，在這方面韓國的“新村運動”可以為我們提供正面的借鑒，尤其是有助于我們在城鄉發展的動態關系中找到農村發展之路，而這正應當是我們在建設新農村工作中最值得深入探討的地方。

　　(作者系國力民生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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