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興元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經濟聯盟要維護貨物、人員、服務和資本四大自由流通，這從功利角度看與實現經濟效率有關：它是國內或者聯盟內部實現績效競爭所應遵循的原則和必由之路

　　最近，公安部承諾將會同有關部門抓緊對《公安部關于進一步改革戶籍管理制度的若干意見(送審稿)》進行修改和完善，加緊《戶籍法》的立法調研工作，力促《戶籍法》早日出臺。盡管我們不知其中具體行文，但有望對戶籍制度作出較大幅度的改革。

　　最大的地方保護主義

　　現行戶籍制度以城鄉分割為其主要特征，而在一般憲法意義上，一個國家的國民，應該享受同等的個人基本權利，包括自由遷徙權和居住權。退一步講，從市場整合角度看，一國之內也應該實現四大自由流通，即貨物、人員、服務和資本的國際或者區域自由流通。四大自由流通是一國的經濟憲法的基本要求。這與國際政治不一樣，在國際上，一國對其他國家的移民政策沒有治外法權，除非結盟成像歐盟這樣的經濟聯盟。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經濟聯盟要維護四大自由流通，這從功利角度看與實現經濟效率有關：它是國內或者聯盟內部實現績效競爭所應遵循的原則和必由之路。四大自由流通的好處可以從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進出口份額看出。比如歐盟仍是英國最主要的貿易區域，2004年1~7月占英國進出口總額的55.24%。英國的10大貿易伙伴國中，有7個在歐盟。

　　我國國內的統一大市場與歐盟類似，主要涉及到要把內部區域“關稅”(即亂收費)降至零，撤銷一切限制四大自由流通的有形關卡和無形“關卡”(即一些限制性法規政策條文和做法)。在一國內部，如果不實現統一大市場，不維護四大自由流通，就相當于一國是由許多孤島組成的，就成了孤島之間相互隔離的“千島之國”。不改革現行戶籍制度和與之相關的城鄉分割現狀，我國將可能成為“千島之國”。限制人員的自由流通，也是最大的地方保護主義。這種現行戶籍制度既不利于維護個人的基本遷徙和居住權利，也不利于通過統一大市場增進經濟繁榮。

　　9億農業人口的福音

　　公安部的新近承諾，首先對于9億農業人口來說是個福音。在這9億農民中，有1.2億到異地打工的農民工，0.8億農村本地務工的鄉鎮企業職工。此外，1.2億異地打工農民工拖家帶口的人數估計在6000萬，兩者合計1.8億。還有2億農民今后可能要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

　　農民工為

　　在當前的現實格局下，我國一些大城市的政府部門有時信誓旦旦地拒絕一切地方保護主義行為，但當前現行戶籍制度就是最大的地方保護主義行為。一些大城市搞了多年的暫住證制，目前還不準備放棄。廣州、深圳、廈門在收城市增容費。農民工所創造的價值超過或者等于其所帶來的成本，才是各地企業雇用農民工的當然前提。企業所創造的政府稅費收入應該超越了包括所雇用農民工在內的企業整體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如此看來，城市政府收取增容費就應該無立足之理由。

　　在短期內，地方保護主義可能使得一個地方受益，另一個地方受損，但在長期內，必定減少全體社會成員的福利。

　　自由遷徙是共識

　　其實，在我國政府和各個階層對于在較長時期內最終取消現行戶籍制度、實現公民的自由遷徙權是有共識的。另外，我國憲法已經明確規定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雖然沒有專門指明其保護自由遷徙權，但其實已經隱含了這一條。這就是說，憲法已經為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和居住權這一原則政治定了基調。從國際經驗看，憲法中明確寫入保障包括人員的自由流通在內的四大自由流通以及公民的自由遷徙權和居住權是必要和可取的。

　　雖然原則政治要求保障人員作為勞動力的自由流通和作為公民的自由遷徙權和居住權，但人的本性中存在自利的一面：誰都傾向于維護當前的既得利益。這就是我們不得不面對、尤其是克服的現實。

　　改革往往要牽動和觸及既得利益。有些改革可以做到帕累托改進，即一部分人的境地得到改進的同時，不需要以另一部分人境地的惡化為代價。比如改革之初，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就是如此。隨著改革推進至今，這種帕累托改進的機會越來越少，但是卡爾多改進的機會仍然很多。卡爾多改進涉及這樣一種情況:若要一部分人的境地得到改進,另一部分人的境地在此同時就要惡化,但是前一部分人境地的改進之收益要高于后一部分人境地惡化的成本。因此，通過對后者實行補償即可實現兩個群體的共同改進。取消戶籍制度就可以是一項可達致卡爾多改進的改革。

　　卡爾多改革與戶籍制度改革

　　卡爾多改進框架內的補償機制應該放到更長的時段和更廣義的角度來看待：從長期看，人口的自由遷徙和居住必然增進全體民眾社會福利；從更廣義的角度看，補償不一定是政府提供轉移支付，而是可由在長期統一大市場創造的價值和機會以及由此增進的社會財富來補償。此外，補償不需要對每一位既得利益者進行一對一的補償，而是總體的補償。

　　值得注意的是，從原則政治角度出發，許多改革無需提供補償。對旨在實現自由遷徙的戶籍制度改革同樣不需提供補償。

　　但是，為了搭建從現實政治走向原則政治的橋梁，便利我們的戶籍制度改革，我們可以設想一些適應機制。比如可以事先明確規定這樣一種適應機制：各地必須在3~5年內完成戶籍制度改革，落實自由遷徙和自由居住。完全可以規定屆時對在外地居住1年以上的人口，根據其申請和法律規定的最低核準條件發放居民居住證。獲得居民居住證的人口在享受當地福利的同時，也需承擔納稅和選舉義務。在此前，各地則可對當地法規政策作出清理和修訂，以適應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和居住權。而且，在實現人員的自由流通、自由遷徙權和居住權方面，完全可以鼓勵“多速中國”：哪個地方條件成熟得早，就可早完成這項改革大業，最終在3~5年內全面實現戶籍制度改革目標，回歸到“單速中國”或者“整合性中國”。(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德國維藤大學德中管理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