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風

　　·編者按·

　　最近，正被中國通緝的前中國銀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行長高山成為了媒體和社會的焦點，而這也再次引起了公眾對于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的關注。去年5月，時任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員的劉武俊在媒體撰文指出，當時我國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額700多億元人民幣。在外逃人員中，既有日后成功歸案的余振東，也有一直滯留加拿大的賴昌星。實際上，外逃人員的引渡問題目前與政治因素和社會制度等問題關聯度并不高。因此，我們應當加強對外國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引渡制度的研究，熟悉被請求國法律為引渡合作規定的條件、程序以及相關的證據制度，關注和借鑒各國引渡合作的案例和經驗教訓。

　　引渡是一門科學，也是一場博弈。近十幾年來，我們積累了一些成功的經驗，也遇到不少困難甚至是失敗。作為一名學者，靜心思索，深深感覺我們在從外國引渡逃犯方面目前有以下幾個需要。

　　首先，需要締結更多的引渡條約。從1993年8月26日與泰國締結第一個雙邊引渡條約開始，我國以平均每年兩個條約的速度，已經與26個國家締結了雙邊引渡條約。雙邊引渡條約的締結使得引渡合作從國際禮讓變為國際義務，使得這種合作有章可循。雙邊引渡條約不僅為引渡合作規定了具體的條件和程序，而且往往還包含某些優惠制度，使締約各方可據以克服在合作中遇到的法律困難或問題。我國與外國締結的絕大多數雙邊引渡條約采取的是“零證據標準”，即只要求請求方提供對被請求引渡人簽發的逮捕令以及有關的案情概要，不要求提供相關的犯罪證據；這樣做不僅簡便而快捷，而且體現著被請求方對請求方刑事追訴活動和相關法律程序的充分信任。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現在需要不斷擴展我國與外國引渡合作的雙邊條約關系，爭取盡早與美國、加拿大、

　　同時，在不具備條約引渡的時候，我們需要有探索精神，摸索各種合作可能性。的確，我們目前與一些外逃的主要目的地國(如：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家)尚未締結雙邊引渡條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在引渡逃犯問題上就一籌莫展。一方面，一些曾經在引渡問題上堅持“條約前置主義”的國家已經開始轉變了立場，例如，加拿大《1999年引渡法》不僅在第2條中規定“引渡協定”涵蓋多邊公約，而且還在第10條中規定：在不存在引渡協定的情況下，經征得司法部長的同意，外交部長可以與有關外國就個案達成“特定協議”，以便執行該外國的引渡請求。另一方面，一些新的引渡合作的替代手段也發揮著它們的效能。比如，對于攜款外逃的犯罪分子，如果我國與逃犯發現地國家因某些法律上的障礙尚無法開展正式的引渡合作，則可以考慮配合該國主管機關以洗錢犯罪、違反移民法犯罪等理由在當地對其實行拘捕、開展刑事追訴活動，并且追繳被非法轉移到當地的犯罪所得，從而改變該人的法律地位，剝奪他的居留資格，截斷他的經濟來源，創造將其遞解回國的條件，或者營造迫使其接受遣返的環境。2004年4月中國銀行開平支行特大貪污挪用案主犯之一余振東被從美國遣返回國，就是采用這一替代措施的成功案例。

　　而在提出引渡申請的同時需要更踏實地取證，以充分的材料支持自己的請求。現代引渡制度實際上是刑事司法制度在國際合作領域的延伸，因此，在引渡合作中不僅須遵循通行的國際法規則，同時，對外國引渡請求的審查還受到被請求國刑法標準和刑事訴訟制度包括證據制度的制約。如果某一案件完全屬于普通刑事犯罪，既不存在敏感的政治因素，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引渡法律障礙，一般來說，引渡成敗的關鍵就在于請求方是否能夠正確地和充分地準備和提供支持其引渡請求的材料和文件。我國各辦案單位不應當因犯罪嫌疑人外逃就將有關案件的偵查和取證工作停頓下來或者不再下大的氣力，應當繼續按照《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預審標準查清主要犯罪證據。此外，對于那些在證據材料方面要求較嚴的國家，在有關的證據材料尚未齊備時，不宜倉促提出引渡請求或臨時羈押的請求，以致使引渡根據顯得脆弱和隨意。

　　從方式的角度說，需要我國司法機關走上引渡合作的第一線。現代引渡制度集行政屬性和司法屬性于一身，被請求國在處理外國引渡請求時需要聽取本國不同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意見，因此，請求國應努力在被請求國法律所許可的范圍內疏通與各審查和決策機關(尤其是主管司法機關)的關系，獲取準確信息，避免在程序上走彎路。借助國際刑警組織直接追逃畢竟是我國在引渡法律機制尚不健全時期所主要依賴的手段，而且這種手段也主要見效于那些引渡法律機制尚不健全的國度。今天，我國已經有了自己的《引渡法》，已經與26個國家建立了雙邊引渡關系，如果現在仍然過分地依賴國際刑警組織開展引渡合作，可能會致使我國的一些刑事司法機關繼續停留在引渡合作的邊緣地帶。

　　最后，我們也需要以改革的精神完善我國現行的刑事法律制度。我國引渡逃犯的一些法律障礙和困難也與我國自身法律制度或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有關，例如：屢見不鮮的錯案說明我國刑事訴訟程序在被告人權利保護和證據制度方面還存在著缺陷和漏洞；死刑在我國刑法中的廣泛適用給與一些國家的引渡合作造成嚴重障礙等等。因此，從開展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角度看，也確有必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刑事訴訟和審判制度，使之完全符合國際通行標準，特別是應當加強對訴訟當事人的權利保障。同時，應當盡快改變我國目前死刑適用過多的情況，逐步縮小死刑的適用范圍，特別是對于非暴力的經濟犯罪，應當順應國際社會不適用死刑的大趨勢。

　　(作者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