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甘林

　　“上海無證攤販可能在5萬以上，光靠堵是行不通的。而且有些攤點確實便利了居民生活，因此我們允許城市化區域一部分小攤小販的存在，給他們頒發臨時許可證。”市市容局環衛處處長孫芝興介紹，“目前考慮的基本條件是：申請臨時設攤許可證的攤主必須在上海居住至少半年以上，同時要向所在街道提出設攤申請，我們將和有關部門共同聽取街道居民的想法，老百姓贊成，我們才會頒發臨時許可證。”(2月26日《東方早報》)

　　應該說，在春節休假后的第一工作日看到這樣的報道，給人的聯想和感慨是很多，也很復雜的。因為近年來，隨著城市現代化浪潮的翻涌，大量外來人口的流動遷徙，越來越多的城市管理者們也被一個共同的棘手難題所困擾和焦慮，那就是我們的城市該不該允許擺攤設點，該不該把人劃分三六九等，并人為設置苛刻的城市準入門檻，將那些“低素質”人群阻擋在城市大門之外？耐人尋味的是，盡管不少城市的管理者們為此殫精竭慮，可很奇怪，他們的這番“好心”非但得不到本市市民的首肯和青睞，甚至招致更大范圍輿論的反對和抨擊，這或許也是管理者們意想不到的。

　　其實，以前是沒有城市、沒有國家的。以漢字“市”的解構為例就很說明問題。《易·系辭下》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把它簡單翻譯成為大白話就是，市的形成只是由于商品交易所自然形成，正午的太陽之下，是所有人都有權利積聚之處，只不過隨著商品交易的活躍，人口的大量積聚，才逐步形成城市雛形，城市才需要管理，社會分工才越來越細致和規范。

　　顯然，在現代社會里，之所以仍然有著大量的“低素質”和在城市生存立足艱難的人群，這的確既有他們個人素質、眼界的制約因素，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更有不合理的

　　因此，既然過去這部分人已經為此支付了許多不該付出的代價，失去了寶貴的發展和向上流動的機會，那么，以維護社會基本公平與正義為己任的城市政府當然就有責任、也有義務保障他們最基本的生存，使他們有機會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解決自己和家庭生計。可以說，冒著酷暑嚴寒，在大街上擺攤設點正是不少人的無奈選擇，甚至是他們惟一的生活來源，我們的城市沒有理由以城市文明和城市形象為由簡單粗暴地予以取締，斷了他們的生計。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如果說，一個城市真講文明和形象的話，我以為，高度重視民本，體恤民生艱難，給所有弱勢群體以公平、均等的發展機會和空間，消除因社會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急劇的社會變遷在適應性較弱者身上出現的程度不同的“心理震蕩”現象，以保持社會的和諧與安寧，這才是最高的城市文明和最值得張揚的城市形象，這也是我們的共同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