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去世的時候，我正在蘇北的一個小縣城讀初二。那時尚且懵懂的我們只知道去世的是現今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卻不曾想過，這場由他定下總基調并且仍然在席卷中國大地的改革，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怎樣深刻的變化和影響。

　　1998年初的一天，即將面臨中考的我，看著媽媽默默地為爸爸收拾東西。差不多一年前，在糧食部門工作的父母雙雙下崗，每人每月只能領到150元的生活費，家里原本和糧食部門一樣紅火的日子變得越來越拮據。于是爸爸決定到徐州的一個戰友處打工，在我中考沖刺的時候，爸爸遠在另一個城市。

　　1998年秋天，我考進了縣城里的重點中學，開始了高中生活，但是我們不能再“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因為江蘇省乃至全國的高考改革已經拉開了大幕。誰也不知道明年的高考又會變成什么模樣，我們這些學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以不變應萬變。

　　與此同時，高校的招生規模不斷擴大，高考似乎不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般的激烈，而是變得容易許多，更多的學生得以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但實際上，熱門地區、熱門學校的熱門專業依然是大多數學生可望不可即。

　　2001秋，我打起背包、拿著通知書，走進南京一所大學的法律系。這是我第一次離開爸媽，獨立生活。

　　盡管大學里每年將近一萬元的學費和生活費還不時讓父母犯難，但憑借著國家的

助學貸款，我還是安心地進行著自己的學業。低息、無息的助學貸款，讓如我這般家境困難的學生有勇氣和可能完成我們的大學。它不像救濟那樣使人難堪，因為我們并不是在接受施舍，而是在用努力為自己的未來埋單。它還讓我們知道，雖然我們的家庭為改革付出了代價，但是，我們并不是被遺忘的一群。

　　大二那年，就已經感受到就業市場的人滿為患。高校的連年擴招讓考大學變得容易，也讓找工作變得難了。如此多的畢業生涌向各種各樣的招聘會，去競爭那些以前也許根本看不上眼的職位。法律，這個曾經的熱門專業，也因為各個學校的不斷做大、做綜合、濫設法律系而迅速貶值。越來越多的同學選擇考研，有的是想通過深造來提升自己找工作時的競爭力，有的只是想回避找工作的巨大壓力。

　　2006年3月，我大學畢業已經快一年了，經歷了很多次不成功的應聘，我決定報名參加當年的江蘇省

公務員考試。

　　一個月后，筆試結果公布，我排名第一。然而這個好消息只讓我高興了幾分鐘，隨之而來的是疑慮，因為聽到太多關于公務員招錄時嚴重的暗箱操作。

　　面試那天，我感受到的是更加嚴格、透明、公平的考試形式和氛圍。所有考官和考生都必須在七點鐘進入考場，上交、封存通訊工具。候考室里，考生們臨時抽簽決定每個人進場的序號；考官們也在同時進行抽簽來決定他們將去往哪個考場。準備，五分鐘閱讀材料，二十分鐘面對面答題，七個考官現場打分，計分員去掉最高分、最低分后現場計算出最后成績，主考官在分數單上簽字，之后我當場拿到了自己的分數——全場最高的84.5分。我不憑關系、不憑錢財、不憑“招呼”，成為了一名公務員。

　　現在，我所在的法院系統正在經歷一場訴訟費用收取制度的變革。訴訟費用的驟減，讓其不能再成為法院創收的來源，維護了法院公正廉潔的形象，但是此舉也使得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的辦公經費更加緊張。大家等待著財政支持政策的出臺，如果該配套政策無法實現或者最終要法院的運轉依賴地方財政，勢必會讓已經艱難的司法獨立雪上加霜。

　　一年前，爸爸改跑

出租車。家鄉那個不大的出租車市場已經飽和了，油價一漲再漲，出租車的起步價卻一直漲不起來，起碼有一半出租車的后窗上都寫著“轉讓”二字。

　　弟弟去年夏天考入高中。高考形式依然在不斷變化，按照最新的制度，學生從高一開始，每一場會考都可能決定他們最終能被錄取怎樣的學校；全縣每年有幾萬考生參加中考，除了一千名左右的優等生能免費或者交納幾百元的學費就可讀書外，剩下的學生按分數高低，要交納幾千至幾萬元不等的入學費。這些收費，讓許多家庭從孩子上高中時就不堪重負。

　　大學里的學弟學妹們正在經歷畢業的洗禮。找工作、考公務員、考研的競爭都變得越發激烈；每年需要工作的人有增無減；許多學校研究生的擴招，必將造成并且已經開始造成研究生的貶值。

　　生活在繼續，舊的問題解決，新的問題產生。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