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首席評論員 孟雷

　　這仍是一個晚霞燦爛的年代，大朵暮云被鑲上金邊或涂得火紅。它蠱惑人們說：看吶，那光由我而出，我就是你們想要的光明。而這時，真正的光源已經被遮蔽著，被當作用完了的顏料瓶扔到西山之后了。

　　在我們這個國家，已經數不出有多少光芒曾被如此的異化，不論那些光來自古還是今、中還是外。比如，追求民主能變成追求為民做主，相信科學能變成相信糧食畝產10萬斤，如此等等。最近的時尚，則輪到了“平等”。

　　曾經把幾乎一切的偽崇高解構成一灘稀泥的王朔回來了，不同的是，在一如既往痛快淋漓地將幾個活該解構的人物消遣一通之外，他還要建構一些什么。于是他多一半是說著自己也聽不懂的昏話，并在光天化日下自以為是地揮舞著一面“偽平等主義”的大旗。

　　當年他使我們這代人體會到，對一切虛假的東西都可以棄如敝履，一切偽裝的崇高都終會煙消云散。如今在他說從《金剛經》里看出來國際歌，并總結出“毛澤東干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五十年代以來針對知識分子的歷次“運動”和“革命”帶來真正平等之后，他就此成為新一代青年中“革命左派”們的新偶像和旗手，并使網絡下載《金剛經》的數量大增。

　　那么，而今開始自承“我是毛澤東教育出來的”，并立志要把《金剛經》翻譯成北京話的王朔，在這樣又有“陽光”又有“甘露”的語境底下，兜售的是些什么？有敦厚的老先生說，他就是想語出驚人以便夾帶商業炒作的私貨。實際上，商業炒作對從不矯情的王朔而言，從來是正大光明的而不是私貨，真正的私貨恰在于那些遮掩在商業炒作保護層下的心里話、“活思想”。

　　一

　　要弄清在“陽光”和“甘露”共同培育下生長出來的王朔式“平等觀”是個什么東西，不妨從對不同形式的“平等”的探討開始。

　　人類社會曾經享有過什么樣的平等，不外以下三種：

　　其一，神權下的平等。不論是單一神教還是多神教，當宗教給人間帶來神的信仰，人們相信在神的全知全能的大力面前，一切眾生都是無力的和卑微的，是基于此而平等。在佛教，眾生的平等一是指心性的平等，二是因為“眾生皆苦，有情皆孽”，相對于佛的不入輪回而平等。在歐洲，基督信仰也生發出在終極意義上“眾生平等”的理念，基于教義中無差別的“神愛”，你可以思考作為同樣的“被造者”，應有與他人同樣的、人生而享有的權利，但現實中通過宗教所達成的終極意義的平等，并不能給大眾以平權。不論念圣經還是金剛經，所能得的平等只有這個平等，而非現世中、現實中的平等。

　　其二，王權下的平等。王權是神權的繼承和世俗化，在東西方都曾有王權是“受命于天，代天牧民”的粉飾。大眾在王權下的地位與在神權下并無質的不同，仍然都只能做恭順的羊群，君王既可以使一個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可以隨時剝去黃馬褂，綁赴菜市口。王朝的更替，比如王朔所指望的所謂每三百年“暴民”起來一次，并不能帶來更多的平等。闖王沒來前，盡可以傳唱“吃他娘，喝他娘，闖王來了不納糧”，等真來了，卻發現比以前要的還多，要不闖王拿什么去打仗。生殺予奪、盛衰榮辱皆操于人，同是“朕的子民”，雨露、雷霆皆是恩典，在這個意義上講，王權下大家平等了。

　　而王權社會之后、公民社會之前的，各種形式的集權體制所能給出的平等，又不過是王權下的平等的翻版。馬克思的話：“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的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有的其來源是被賜予的東西，當然都可以倏忽被剝奪，包括看起來似乎平等的表象。

　　其三，因自由而至的平等。當人們知道神權和王權下的平等無法保證他得到現實的平等時，他尋找到了依靠自身通往平等之路，那就是自由。“人生而平等”固然不錯，但是平等是果而不是因，達到真的平等必須通過爭取人的自由而實現。對一個社會人來說，他所要求的平等就是權利的平等，而權利正是自由的伴生物。有自由就有權利，有什么樣的自由就有什么樣的權利。在哈耶克看來，權利是承認自由的結果和爭取自由的依據。恩格斯則說，人類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自由是人類永恒的追求和終極價值，沒有人對自身獨立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就沒有專制社會的衰落，也就沒有商品經濟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興起，也就沒有公眾權利的最終平等。

　　對照這樣三種平等，王朔由“陽光”和“甘露”中得來的、不承認自由是其前提的所謂平等，其傾向在何方已經明顯不過了。這樣的平等，只能是集權體制混雜烏托邦夢想的偽平等。往好里說，只可能是一個宇宙大法樣的偽平等咒；而如套用他所說余杰信基督然后見個誰誰就是為了抱粗腿的邏輯，這又是在抱誰的粗腿？即便這樣的推論似有不夠溫柔敦厚處，但看看那些向日葵般的燦爛表白，可見他對曾經沐浴在陽光下的所謂平等年代有多少的依戀——那個一句“那個人歷史上很壞”，就可能輕易剝奪掉一個人工作乃至生存的權利的年代。而那些平等又是些怎樣的平等呢？

　　其實不必再說那些駭人聽聞的酷烈處，只說說普通的生活。沒被平等過，怎知道平等的好處——統統可以不需授權的被代表，包括你該穿什么衣服、該看什么書、電影、戲，每月該吃幾兩油、蛋、肉，每天該吃多少糧食以及怎么合理調劑——“忙時吃干，閑時吃稀，平時半干半稀，雜以野菜番薯之類”，等等這些都被不請自來的代表者所規劃妥當。除了特權階層外，你不比我多什么，我不比你少什么。如此的所謂平等生活，是王朔經常出沒于莫斯科餐廳的年少時沒想過但如今卻擁戴懷念的。或者，他可以說所擁戴的不是生活，而是所謂的平等精神。但是，那個精神在那個年代真的曾經有過嗎？又是如何體現的？除了以往神氣活現的老師也可以在學生的皮帶下改造世界觀了之外。

　　二

　　與曾經的年代一樣，如今被“陽光”與“甘露”共同哺育成熟的王朔，其追求的所謂平等依然是從知識分子身上開張——“‘文化大革命’也變成知識分子受迫害。弄出一顧準，好像知識分子成英雄了。什么英雄？你不就沒吭聲嗎？也沒敢站出來嘛！毛澤東干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他把中國的士這個等級給廢了。知識分子從此‘現’了，全塌了，至少不敢講話了。共產黨在執政就不能把這點放棄了。”

　　王朔嘴里這件功德無量的事情，使中國的上千萬知識分子與幾千萬家屬忽然間就被打入另冊，成了賤民，是為“臭老九”，位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叛徒)、特(特務)、反(反革命)八級之后。于是，他所懷念的平等來臨了，“沒有人仗著自己有知識就覺得高人一等”或者“敢講話”了。

　　是非曲直歷史早有定論，王朔的胡扯本可不必搭理。但是，曾經的熟讀經史且大權在握者以及這些也算讀書人的向日葵們，為什么會對知識分子群體蔑視鄙視乃至敵視呢？絕對不能從王朔標榜的出于宗教熱忱或曰革命情懷的平等主義追求去理解。即便有，也只是聊裹著一身偽平等主義的披風以障眼或欺己而已。

　　真正的原因在于，在中國綿延數千年的集權傳統中，能夠始終與王權的法統相并峙、相捍格甚或偶爾相抗衡的，也只有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一種東西，就是道統。雖然法統與道統的合作是主流，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更從沒牽頭造過反，但在本質上，這種情況是并不為“承天立極”者見喜的。所以，文革中找出個歷史上一直有條所謂“儒法斗爭”的線，我想嚴格說也不算錯。雖然把“法”附會成“法家”，如果把“法”就視同“法統”來解就更合適。

　　韓非子在《五-》里說，“儒以文亂法”，而人主還得優禮之，這是政權的亂源之一。對國家主體性的問題，儒家認為是民，君主認為是君；儒家認為自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君主認為是明明只有我才是代天牧民；君主想“萬世一系”，儒家卻要講“湯武革命”，用一個抽象的正當性來對抗具體的合法性——雖然君主的權力是上天給的，但一個君主如果不顧人民的幸福，就會失去上天賜給的統治權，而且理應被趕下臺。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危社稷則變置。”什么是變置，就是換一個。比如有夏桀、商紂失了民心，雖然他的統治是由合法性的，但儒家就認為“湯武革命”在這時就有了正當性，孔孟于是就評價說，我沒看見什么君王，只知道誅了一個“獨夫”而已。題外話，儒學在日本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也占有統治地位，但據說單就禁止講“湯武革命”。

　　數千年來，道統之于法統，基本就是既服從、扶助，又對峙、抗衡的狀態，始終緊密聯系而又始終擰不成一回事。當然，這并不是說儒學就好到了天上，更不是說歷來知識分子都是圣賢，作為單個人來講，從來也可分個君子儒、小人儒，更包括王朔說的什么獨立意見都不敢持、不敢說的犬儒。但作為一個群體、階層，知識分子是始終保有一定獨立性的，其實在這一點上中外皆然。

　　如上，大約就是集權體制為什么會對知識分子群體不快乃至敵視的緣由所在，而不在于奉天承運者本身是不是知識分子。替皇帝想想確乎如此，吃著皇帝的飯，但又想著在法統外還要有獨家專利的道統，是個雄主，便氣不過。知識分子與王權集權體制之間的磕磕絆絆，其程度雖代有不同，但大略說來，當法統和道統沖突時，法統的攻擊直接而有力，如直接的坑之或統統地籍落賤民，道統的反應方式則雖委婉但卻綿綿不絕。

　　知識分子道統與王權法統既合作又爭執地糾纏幾千年，被集中打擊史所多見，但打擊者一般都還敢說個直來直去，為了哪些具體的事而挨整還是清楚的。惟獨王朔所舉的，說文革等運動的出發點和功績，在于因“廢了”知識分子而達到了社會的大同平等，其穿鑿粉飾的程度也算是曠代所無了。

　　三

　　轉數則談秦始皇焚書坑儒之“語錄”，聊作談助，亦充文末的注腳：

　　其一，“劉、項原來不讀書”。1945年傅斯年訪延安，7月5日凌晨，毛澤東邀其獨談。談話畢，毛手書唐人章碣絕句《焚書坑》送傅這個北大舊識，“詩眼”便是此句。其后此詩在幾十年中被他多次引用。

　　其二， 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講話中說：“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與人辯論過，有人說我們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他們說的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其三，1964年8月30日毛澤東在談話中說：“秦始皇是個好皇帝，焚書坑儒，實際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屬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實也沒有坑光，叔孫通就沒有被殺么。孟夫子一派主張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對秦始皇；李斯是擁護秦始皇的，屬于荀子一派，主張法后王，后王就是齊桓、晉文，秦始皇也算。我們有許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時也有許多事情行不通。”

　　其四，1973年8月的《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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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