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改革不可動搖

　　蒯樂昊 文

　　2006年歲初，《財經》雜志上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再次引起軒然大波。文章尖銳地批評了當前一部分否定改革的言論傾向，并指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問題，應當依靠深化改革來解決。

　　人們很快聯想到十五年前，成為改革開放輿論先鋒的、同樣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很多人猜測這篇文章背后大有來頭。這次《改革不可動搖》的作者，正是上次“皇甫平”系列文章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周瑞金。然而，這篇一出爐就被復雜化、多元化、情緒化解讀的文章背后，并沒有后臺、沒有授意、沒有錯綜繁復的政治關系。周瑞金說，這不過是一個老報人的職業習慣，幾十年練就了一支筆，有看法，有思考，就應該說話。

　　“我寫文章老挨罵”

　　1990年12月召開了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會議集中提出了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體制改革問題。根據小平同志在七中全會前夕的談話精神，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在開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點風險，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報》的慣例，每年農歷大年初一，《新世說》欄目都要發表一篇小言論賀新春。庚午歲尾，傳來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視察的講話精神，時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副總編的周瑞金敏銳地意識到，只一篇小言論不足以宣傳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在小年夜，他找來了評論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共同商議，決定寫幾篇聯系上海改革實踐、宣傳小平同志改革開放新思想的文章。開篇就是大年初一發表的《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發表。這篇文章的點睛之筆，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發展市場經濟。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發表。文章從上海對外開放的反復談起，指出開發浦東、設立保稅區、造就“社會主義香港”的嘗試，一定要邁開步子，敢于冒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如果我們仍然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趑趄不前，難以辦成大事”。 第四篇文章《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強調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闖將，要破格提拔對經濟體制改革開拓有進取精神的干部，實際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關于從組織人事上保證推進改革開放的思想。

　　兩個月不到的時間里，署名“皇甫平”的這四篇文章依次在《解放日報》頭版重要位置連續發表，相互呼應，宣傳了鄧小平的最新思想，被視為推進改革開放的輿論先導。當時有文章評述，“皇甫平文章開啟了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的進程”。

　　這一組文章迅速在黨內外、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開始猜測“皇甫平”到底是什么來頭。當時，全國不少省市自治區駐滬辦事處人員都接到當地領導人電話，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還派出專人到上海來摸底，調查“發表背景”。還有一些人甚至公開發起對“皇甫平”猛烈的批判。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開的交鋒中，北京悄悄流行著一句話：“京都老翁，坐看風起云涌。”鄧小平冷靜地觀察了這場交鋒。1992年春天，鄧小平“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88歲高齡的鄧小平南巡足跡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復強調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場經濟，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

　　十五年后的2006年，又是這個“皇甫平”出來說話了，但是這次，來自民間的聲音卻把他“猛攻”了一通。有人說他是“為改革既得利益者張目”，也有人說他是“資本權貴的同伙”，周瑞金哭笑不得，“很多人其實并沒有看懂我文章的真正意思。”

　　三起三落的人生

　　許多評論者把“皇甫平”解釋為“黃浦江評論”的諧音，但在周瑞金的內心深處，這個名字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皇”按照他家鄉閩南話的念法，與“奉”字諧音。而“甫”字，不念“浦”，而讀做“輔”。選“甫”字，取“輔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而“皇甫”又是中國一個復姓，人們看起來比較自然。

　　“文章憎命達”，撰文者因文惹禍，在老周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1991年，周瑞金已經接到中央調令，赴香港《大公報》任社長。“當時已經一切準備都做好了，《解放日報》的工作也交接了，歡送會也開過了。生活必需品都置辦完畢了”。突然，中央組織部一個電話通知，終止他赴港。原因，就是“皇甫平”文章。

　　告別了“上家”，卻沒有了“下家”，周瑞金突然成了一個掛在半空中的人。

　　那年“七一”《解放日報》舉辦書畫展，老周寫了個大字條幅參加：“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東西南北風。”報社相投的同事悄悄對他說，“我們知道你的意思。”

　　跟他希望能夠著文“輔佐”的鄧小平一樣，周瑞金一生也是三起三落。

　　1962年，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周瑞金，作為少數留在上海工作的佼佼者分配在《解放日報》工作。文革開始，因為不愿意批判報社里對他很好的老領導、老同志，他自己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修正主義苗子”，批判火力很猛，當時27歲的周瑞金，連吃飯都不敢去食堂。“每天中午獨自一人到漢口路南京東路的老正興飯店去解決肚子問題，現在我能喝一點酒，就是那個年代在那個店里學會的。”在回家探親的輪船上，他憂心自己第二年還能不能回溫州老家，因為身邊已經有兩位好友相繼入獄了。這是第一次起落。

　　浩劫過去，1983年，周瑞金再次成為“培養對象”，常務副總編一職提拔在即。

　　“在文革里面，難免要按中央指示寫一些評論文章，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我受命寫過‘批鄧’的文章。后來填履歷表，我主動如實填了這一段，我想，不管時代的大環境怎么樣，畢竟文章是我寫的，我個人也應該承擔這個錯誤。沒想到就因為這個，我被刷了下來。”這算是第二次起落。

　　后來在上海任領導職位的朱镕基了解了這一段淵源，評價周瑞金，“文才可用，心術尤正”。

　　第三次起落，就是著名的“皇甫平”事件了。好在風向轉得及時，在《解放日報》懸置了一段時間以后，周瑞金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這位退而不休的老新聞人，始終沒有停止他對社會熱點難點問題的思考，特別是他念茲在茲的改革問題。

　　他耿直方正，卻沒什么火氣，總是笑瞇瞇的。他的座右銘是：是非審之于己，毀譽聽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數。退下來的周瑞金，已是“野鶴閑云”。

　　(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主筆）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