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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昆明的這些歷史文化名人的故居紛紛蛻變為餐館、茶館,文物保護與商業利益兩種取向發生激烈沖突
◎文/儲皖中
石屏會館,民國十年 (1921年)由清末經濟特科狀元袁嘉谷發動石屏縣在昆同鄉及各界人士集資新建,由袁嘉谷題寫大門匾額“石屏會館”四字,館中刻有林則徐“三島淳風”匾額。
王九齡故居,建于1925年,是原東陸大學(云南大學前身)創始人之一、民國時期云南的重要人物王九齡的故居。故居吸取了蘇州滄浪亭的特點,適當改變了昆明傳統住宅“一顆印”的建筑結構。
北門書屋,在抗戰期間,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抗日救亡“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先生的居住過的地方,1942年底至 1946 年 7 月,李公樸先生在此創辦北門書屋,出售進步書刊。許多民主進步人士常在此聚會,因而有“民主之家”之譽。
盧漢別館,是抗日愛國將領、云南起義的領導者、原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的舊居盧漢別館,在新公館建成后,舊館被用作宴請各國賓客的主要場所。
朱德故居, 朱德1921 年至 1922 年居住過的地方。
昆明翠湖聞名遐邇,不僅是由于翠湖的美麗景色,還在于她周圍的這些充滿了濃郁歷史文化底蘊的“名古屋”。
然而,可惜的是,這些名古屋多數正在變成茶、餐館。
石屏會館已經變成了一家飯館,盧漢別館變成了一家叫“嘉木軒”的茶館,王九齡故居變成了名為“翠湖1923”餐廳,“北門書屋”則也變成了兩家飯館:“金石印食府”和“廣益飯店”。據當地一位在此經營雜貨店的老板介紹,李公樸曾住在廣益飯店的二樓,書店開在一樓。
昆明類似于此的飯館還有很多家,比如位于景星街的“懋廬”,開飯館也有六年歷史了,與“懋廬”相隔僅一條街的馬家大院,也曾做過一段時間的“古名居酒樓”。在這些“名古屋”參觀中,相關文物和歷史文化保護受到的程度不一,有的經營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經營場所曾經有過怎樣的輝煌。
“朱德故居模式”:最好的出路?
和他們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唯一沒有和休閑餐飲業相聯系的是現在由云南記憶文化產業公司以展覽館的形式負責管理朱德故居。該公司于 2005 年 8 月向有關部門呈送了申請保護、開發、管理的請求,經過層層審批,終于獲得了在“管理權限不變的前提下,開展文化交流與展覽活動”的權利。公司副總孫瑾介紹,自從公司接手以來,不僅對整個舊居作了修復工作,還制作了關于朱德在云南一段歷史的介紹文字圖片,家具擺設,以及一些朱德使用過的物件的復制品。筆者去參觀之時,小樓二層一間屋子正在舉辦云南兩位本土畫家閻甫和吳學文的畫展,一間偏屋出售一些與近代革命相關的歷史書籍。除兩三位長者駐足參觀,剩下的就是院內閑聊的幾個工作人員。與作為餐館的老建筑相比,這里顯然有些冷清。
有人認為,開餐館肯定會對文物造成一定程度的毀壞,同時也有很大的安全隱患,特別是木質結構古建筑的火災隱患。他提議即便是私人開餐館的,文物主管部門也應對其狀況進行監督管理。比如要對它建立一個基金,因為開餐館一定會對文物造成損壞,文物監督部門要有一定的規劃,如果出事以后再管理就晚了。
于是,一批人極力推薦朱德舊居的保護模式。知情者指出,國家將文物劃分為兩類:可移動文物和不可移動文物,古建筑都屬于后者。文物的產權可以是個人、集體和國家。僅昆明五華區就有文物保護單位 58 個,每一項的維護開發費用都不少。比如翠湖西路的陸軍講武堂,以前曾作為青少年宮,八十年代末開始,政府下令搬遷少年宮,還多次對講武堂進行復修,每一次修復都要投入幾百萬元,現今已超過了五千萬元。政府財力畢竟有限。遵照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國家保護為主,并動員全社會參與保護”的精神,可以引進一些企業和社會人士參與文物的開發和保護。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李東明則對現在“名古屋”變餐館的做法持審慎態度的。他認為,屬于私有產權的歷史建筑可以進行類似的商業開發,但屬于國家的,最好還是不要走這條發展路線。
負責管理朱德故居的云南記憶文化產業公司的孫總也認為民間公司在做公益事業時,可以說是舉步維艱。朱德故居曾經長期作為水晶宮社區的居委會文化活動中心,雜亂無章。接管后,他們每年要花六七萬元用作維護舊居及支付 6 名工作人員工資。雖然當地所在文化旅游部門開辟了“五華紅色之旅”的旅游線路,但牽扯到旅游行業以及其他部門的利益,導游對這種沒有“油水”的線路不感興趣,所以這個地方并不為多數游客所知。所以,現在基本是沒有進行什么商業運作,完全是一種公益性行為。由于朱德舊居與其他古建筑相比有特殊性,不可能做太大的商業運作,這已經是“最好的模式了”。
當然,也有人提到,除了資金上的困難,其他阻力也不可忽略。特別是一些產權歸私有的老房子,(物主)也要生存,政府在謀求引進一些企業和社會人士參與文物的開發和保護時會遇到大大小小的挾制。
沒有歷史的城市沒有未來
對文化遺產古跡作適當的開發宣傳,讓更多的人了解歷史、體驗歷史是必要的。但文物保護與商業利益孰重孰輕還是要多加衡量,但歷史不應該僅成為食客的一道下酒菜。
中國人講求飲食美學,所以有“秀色可餐”的成語。因此將美食與文化相結合似乎無可厚非。況且如“翠湖 1923 ”的負責人所說,他們僅花在修繕上的費用就有兩三百萬,每年還得花幾十萬元的維護費用,這實際上是幫政府減輕了一定的負擔,總比讓它(古建筑)閑在一邊的好。 當把大大小小的名人故居以經營餐館的方式保護,商業氣息掩蓋了故居的歷史文化價值,游客、食客置身“名古屋餐館”,只記得飲食的“色香味”,而忘記了“發思古之幽情“時,也可能是對文物的一種無形毀壞。就有外地游客這樣抱怨:“ 失望,昆明旅游的許多都有名無實,北門書屋的幾個門面早就成了家餐館了,只是門前打了的解說詞,似乎倒是去世多年的李公樸在給這家餐館做免費的宣傳。”
城市在不可逆轉的向前高速發展,那些帶有歷史印記的老建筑有的被“改造”,有的僅留下了軀殼。昆明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名城,較之麗江、大理,一直缺乏自己獨有的魅力,失去了包括“昆明老街”、翠湖“名古屋”在內的歷史印記,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