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發達金融業的農業社會里，“養子防老”是最主要的規避未來風險的手段，而儒家“孝道”文化體系則是作為投資者的長者能有回報的文化制度保證。
今天，在收入能力達到一定的高度后，人們沒必要靠傳統的家庭結構來規避未來風險和養老需要，社會結構轉型、文化變遷以及不斷深化的城市化也逼迫人們減少甚至放棄對儒家“孝道”文化的依賴，轉而依靠正式的保險與其他金融證券市場獲得經濟保障。因此，下一步的經濟發展重點必然是金融業，一種基于金融市場與法治的體系將取代傳統家庭加儒家文化的社會體系。
陳志武/文
中國金融業的發展艱難，這一點基本是共識。實際上，在政府管制多得讓人寸步難行又沒有可靠的法治的情況下，人們對金融交易當然會缺乏信心，金融市場改革難以深化就不奇怪了。雖然從眼下的狀況看如此，但從長遠發展趨勢看，我們不得不認識到中國金融業的潛力巨大。
為什么金融業的潛力極大并隱含著巨大的商機呢？這不僅可以從企業融資、把未來收入流作金融證券化的角度來理解—融資與證券化當然為金融業創造許多商機，但更重要的發展潛力來自中國社會結構的轉型、文化變遷以及不斷深化的城市化，這些社會轉型正在逼迫人們減少甚至放棄對儒家“孝道”文化的依賴，轉而依靠正式的保險與其他金融證券市場，由市場逐漸取代家庭為個人提供經濟保障。人們正在發現各類保險與金融品種是更可靠的養老和保障未來生活需要的手段，而且也能給個人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間，增加長者的個人尊嚴。
再換個角度看，我們意識到，過去28年的發展重點是制造業、養殖業和種植業，是解決當下的生活需要問題；到今天，當下的物質生活已基本解決，收入也有剩余，經濟發展的重點當然是要解決好未來的生活問題，規避各類未來風險，而這恰恰是金融證券與保險市場的作用所在。因此，下一步的經濟發展重點必然是金融業。相關的制度必將被改革，否則無法適應這種發展的需要。
儒家“孝道”文化在中國的歷史
為什么中國人的未來生活保障不能再靠儒家“孝道”文化，而是靠金融市場取而代之呢？以“孝道”為中心的文化體系將逐漸終結，這一趨勢不會因我們個人的偏好而改變，而是由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所決定。為理解這一點，我們看到，人自出生開始即面對兩種基本需要，一種是吃穿住行這些物質消費，即所謂的物質生活；另一種是心理或精神需求，即所謂精神生活。就生存需要而言，物質生活的重要性應該第一，精神生活其次。
除了今天的物質消費和精神需求外，一個人面對的同樣重要的挑戰是如何滿足未來的生活需要，而未來又可能充滿各種不確定性，包括經濟收入的不確定性、身體健康的不確定性，還有未來精神生活、心理狀態的不確定性。從優先次序講，當然是先滿足今天的生存需要，再盡量規避未來的風險。在今天的需求得到滿足并出現剩余之后，人必然把重點放在規避未來的風險上，這就是金融市場交易的作用所在。人類發展的進程大致如此。
在農業社會里，雖然對多數人來說物質產出難有剩余，但溫飽基本能解決，所以當天的消費挑戰能勉強應對，但因為生產力還沒高到有太多剩余的程度，所以農業社會的人們還顧不上用金融產品來滿足未來的生活需求。事實上，農業社會里的商業特別是金融保險、借貸、證券業都不發達，甚至根本就不存在，沒有市場提供的互保、互助金融品種，所以，家族、宗族就成為主要的經濟互助體和社會共同體，在家庭、家族內部成員間以及長晚輩之間實現互通有無、互相幫助等隱性經濟交易，家族像是一個非正式的內部金融市場。換句話說，那種社會里，經濟問題往往通過小范圍內的社會組織，而不是通過廣泛的市場來解決。
為什么會這樣呢？我們知道，為了規避未來收入風險、養老以及意外事故而進行跨時間、空間的交易時，必然有一方或幾方先付出，然后在未來某個時候或發生某種事件時另一方給予回報，這是一種信用交易，涉及到不同人在不同時間、不同事件狀態之間的經濟支付交易，這就要求雙方有極強的信任基礎，在一方違約時另一方能有補救的辦法，否則沒有人愿意加入這種交易，把辛辛苦苦賺到手的收入付給另一個人。也就是說，信用交易必須以可靠的契約保障體系為基礎(契約可以是隱性或顯性的)。
在沒有發達法治的農業社會里，親情與血緣成為保證互保、互助交易順利進行的自然基礎。另外，像2500年前由孔孟推出的儒家“孝道”及相關價值體系，即是增加家庭內部隱性交易安全的進一步保證。換句話說，在沒有市場提供的保險以及其他金融品種的前提下，“養子防老”是最主要的規避未來風險的手段，而儒家“孝道”文化體系則是保證作為投資者的長者能有回報的文化制度保證。
由儒家“孝道”文化支持并以兒女作為具體載體的養老與風險保障體系，的確在中國持續了2500年。這套體系之所以能維系這么久，其原因大致如下。第一，土地為家族所有，長輩掌握了土地分配權。對于2500年沒有走出農業的中國社會來說，沒有土地就沒有生存力。因此，長輩的土地支配權讓后輩想不“孝”也不行，這當然能保證代際間的隱性利益交易，讓長輩在兒女身上的投資有回報。第二，在洋務運動之前，中國的工業欠發達，商業也有限，對多數人而言，可能交易的金額會非常小，利益交換的規模非常有限，因此，在傳統社會里，“違約不值得”，基于家族和“孝道”文化的信用交易體系一直“夠用”，不需要成本更高的外部法治體系。第三，在鐵路于19世紀末出現在中國之前，除了馬車和水路運輸外，跨地區交通非常艱難，地區間的人口流動非常有限。只要大家都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村，社會輿論也會迫使每個人遵守“孝道”、“守信”。正是由于這些因素，“孝道”文化在2500年里基本能給中國社會提供一個可靠的、以“家”為基礎的養老與風險保障體系。
社會轉型讓“孝道”文化成為歷史
在今天的中國，為什么“家”的經濟交易功能日益淡化，“家族”作為非正式內部金融市場的功能越來越弱了呢？為什么基于儒家“孝道”的養老與風險保障體系正在瓦解？許多人說是由于現代人道德淪喪所致�！@也許是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經濟發展以及社會變遷正在把“孝道”文化體系給淘汰，其原因又因城市和農村有別。我們先從以下兩方面看農村的變化。
第一，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家族、家庭的長者不再有給后代分配土地的權力，族產空空，因此，長者對后輩難以有約束力。除非恢復土地私有制，否則傳統長者的“威懾力”難以再現，“孝道”與“家規”就無“剛性”。
第二，種田已不再是致富的路子，非農的收入遠高于農業收入。這意味著大家都去非農打工，背井離鄉往城市移民。今天，中國以每年約1%的速度在城市化，相當于每年有1300萬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以筆者在湖南的家鄉為例，全村350戶家庭中，有75%的家庭有兒女常年在外地城市工作、生活，其中一部分在外地有正式戶口，即使沒有正式戶口，不少已在外地安居。這些年關于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民工子女的上學問題、醫療問題等等討論得很多，這當然是好事。從另一方面看，在子女相繼離開農村后，留在家鄉的父母長輩的養老與保險問題已越來越嚴重。子女移居外地，儒家“孝道”文化的約束力已相當弱。因此，在農村，基于儒家“孝道”的傳統養老與風險保障體系正在瓦解。
農村如此，在城市，儒家“孝道”文化更是靠不住，養老與保險只能靠金融市場。首先，城市人沒有農田作為最后的生活保障，所以這條路不通。其次，城市人因工作遷居異地的現象已非常普遍，人口流動是常規。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初到上海出差時，由于周圍的人都講上海話，筆者基本不敢開口講話，怕暴露自己的湖南口音；但今天到北京、上海等地就不用有這種擔心，因為周圍的人相當多也是外地人，即使他們聽出你的外地口音，也無所謂�？绲貐^人口流動大大增加后，家庭、家族內部的經濟交易越來越難以執行，代際間和親戚間的信用交易越來越不安全，“不孝”、“違約”的頻率日益上升，“孝道”文化的約束力越來越弱。
因此，不管是今天的農村，還是城市，在社會結構和人口流動量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之后，“家”的經濟交易功能已越來越難以支撐，“孝道”文化所依賴的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已瓦解，原來由家庭、家族承擔的經濟互助互保功能必須由金融證券與保險市場來取代。對于創業者來說，這當然隱含著巨大的商機。
實際上，從經濟收入或者說生產力的角度講，在農業社會時期，由于人們的產出能力不高、沒有足夠的剩余去自己安排自己未來的生活需要，所以農業社會的人是“迫不得已”靠“家庭”實現養老、保險等經濟交易，并不得不接受閹割個性的儒家“孝道”文化。但是，經過從晚清洋務運動開始的近150年的工業化進程，中國的生產力已經大大提高，物質生產是史無前例的豐富，現代工業、農業已解決了中國人今天的生活挑戰。人們的剩余收入與財富越來越多之后，接下來的挑戰便是如何安排好未來的物質與精神需要。在收入能力達到如今的高度后，人們沒必要靠傳統的家庭結構來規避未來風險和養老需要，當然更希望用各種證券市場安排未來的生活需要。
從美國過去100年的金融發展看中國金融的未來
這種判斷對中國家庭文化以及金融業的未來走向有什么含義？我們或許能從美國的經歷中看出一二。雖然美國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跟中國不同，但工業革命、特別是現代交通運輸技術也大大改變過美國的社會結構，那些社會轉型從根本上推動了美國金融的發展，改變了其金融行業結構以及美國的家庭文化。仔細的研究會幫助我們預測中國金融業和家庭的未來走向。
20世紀之前的美國跟近年的中國在許多方面相類似，“家”與“家族”對美國人的經濟互助、互保作用也很強，主要原因也跟農業在美國經濟和社會中的分量有關。比如，1978年的中國跟1820年時的美國在就業人口的產業分布上是驚人地相似。1820年時，美國就業人口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之間的比例分別為70%、15%和15%；中國1978年時的就業人口在這三個產業間的分布為70.5%、17.3%和12.5%。到1890年，美國就業人口在三產業中的分布是38%、24%和38%，而中國到2004年有46.9%的就業者在農業、 22.5%在工業、30.6%在服務業(圖1)。
因此，從社會人口在三大產業間的分布看，今天的中國跟19世紀末的美國類似。我們知道，19世紀60年代在美國興起鐵路熱潮，并同時開啟所謂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那時期建立的鐵路網以及后來的電力革命、電話革命、汽車革命大大改變了美國社會結構，不管在哪里出生，人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就業，哪里的收入機會更好就搬到哪里，跨地區人口流動加大，城市化速度加快，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從農村遷居城市。1820年時美國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鄉村，到1900年左右降到50%。1865年時美國只有14個人口過十萬的城市，1929年則有93個這樣的城市。到19世紀末，社會結構的變遷已使許多美國人不再能依靠傳統的家庭、家族達到經濟互助互保與養老的效果。
雖然至19世紀末美國社會結構已發生巨大變化，但是，其社會保障體系與退休養老基金市場還沒有出現，金融市場還主要以銀行和保險為主，那時已有一定規模的股票和債券市場，但還并沒有各種能讓人們全面安排好個人未來經濟需求的金融產品。換句話說，在家庭的經濟交易功能衰落的同時，金融市場上的退休養老品種又沒跟上、出現缺位，這當然蘊含著某種社會危機。
有意思的是，今天中國的金融行業結構也接近1900年的美國。如果我們按一類金融機構占該國金融業的總資產的比例來衡量其在整個金融業的地位，判斷該類金融機構的發達程度，那么在1900年時，美國的銀行資產占整個金融業資產的81.1%，保險公司資產占13.8%，證券公司占剩下的5.1%(圖2)，當時還沒有基金公司，也沒有退休養老基金。相比之下，今天在中國，銀行業金融資產約占金融業總資產的78%，保險公司占5%左右，證券業、信托業、基金公司占剩下的17%。雖然今天中國保險業的相對水平低于1900年時的美國保險業，但總體上中國今天的金融業結構與1900年左右的美國相似。在社會結構的變化上，今天中國正在經歷的也跟那時期美國社會所經歷的非常類似。
真正讓美國認識到其金融行業結構跟新的社會結構不配套的事件是1929年的大股災，那次股災引發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眾多公司相繼破產，失業率最高時達25%，每4人中有一人失業。那次危機讓人們發現，傳統家庭、家族所提供的互助網絡已基本不可靠，而此前金融市場又不提供失業保險、養老基金和各類風險特征的開放式基金，金融市場所能提供的保障有限。再者，那時的美國政府也沒有任何社�；�、失業救濟金等，個人經濟保障在美國歷來是公民自己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也就是說，那次經濟危機讓人們看到在大的系統性風險事件發生時，三道防線都不到位。
1935年美國通過《社會安全法》，由聯邦政府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為民眾提供最后一道經濟保障線，以適應社會結構發生了大的變化后的新現實。
但更重要的變化是金融業本身。首先，傳統金融產業的相對重要性逐漸下降，以保險業為例，到1955年時，保險公司金融資產占整個金融業資產的分量達到21.4%，但此后持續下降，到1975年時為11.8%，到2005年為6.9%。銀行業金融資產占整個金融業資產的分量到1955年時為57.8%，1975年為56.4%，2005年時降到24.8%。當然，雖然銀行與保險業的相對分量在逐年下降，它們的絕對規模卻在不斷翻倍，銀行業的資產在1900年為129億美元，1955年為2599億，2005年升到11.7萬億美元；保險業的資產在1900年是23億美元，1955年為962億，2005年則是3240億美元。
相比之下，退休基金從無到有，其金融資產在1955年時為517億美元，1975年為4599億，到2005年為89955億美元。開放式基金業是另一個后起之秀，1955年時所管理的資產才113億美元，到2005年時升到83228億美元。
圖2給出了歷年美國銀行、保險公司、退休基金、開放式基金的資產分別占當年GDP的百分比，以此反映各業在1900年后的發展進程。1900年時銀行和保險業資產分別為GDP的70%與12%，跟今天中國銀行業與保險業分別為GDP的80%和7%差不多。從1900到2005年，美國的這兩個行業都有發展，但是它們無法跟退休基金和開放式基金業的發展幅度相提并論，這是否也是中國退休金業、基金管理行業的發展走向？
美國的個人理財品種到今天已是五花八門，要多細有多細，讓個人能安排好多數可以想象的未來需要或偶發事件，讓你不用為未來的經濟需求或危機擔憂，金融發展的效果不僅讓你能更好地安排未來，而且讓你生活得最自由，不需要指望子女或任何人。對整個經濟來說，這意味著極大的經濟增長動力，金融服務以及相關行業占美國GDP的比重在1977年達到26%，到2000年為35%，比整個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還要高。其原因之一是因為在美國，金融市場已基本取代了傳統家庭、家族的經濟交易功能，讓經濟交易退出家庭。
由金融市場取代家庭的經濟交易功能
我們是否要擔心一旦經濟交易功能退出家庭，家庭會破裂呢？是否讓家庭不再有凝聚力呢？這種轉型對家庭文化、對社會文化當然會有極大的影響，而且轉型過程中會有許多陣痛，但其長遠影響是正面的，會強化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正如筆者在《對儒家文化的金融學反思》(參見2006年11月13日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中談到的，家庭有兩個主要功能，一個是經濟互助，一個是社會功能即精神互助與感情交融。為了支持經濟互助功能的運作，“家”文化與社會文化往往必須有許多“強制性”且抑制“個性”的內容；但是，為了支持精神互助與感情交融，“家”文化與社會文化又必須要尊重個人權利、尊重個人的自由選擇。中西文化的差別也在于此，理解這種差別即可幫助我們不用為未來的中國家庭擔憂。
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文化重視家庭，而西方文化則不然�！@顯然是一種誤解，實際上中國人和西方人都重視“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傳統中國的“家”側重強制性的經濟交易功能，西方社會的“家”側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在處于溫飽與饑餓之間的農業社會里，生存是一個永恒的挑戰，所以“家”的功能很難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險互助，溫情脈脈會過于奢侈，這種社會可能必須要有“剛性”的家庭結構，要閹割個性，否則“家”之內的經濟交易就很難有確定性，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傳統農業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會的生產力上升之后，“家”的經濟功能逐漸由金融保險市場勝任，這時的“家”文化沒必要那么“剛性”，也不必約束個人的自由，因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個人權利、基于個人自由選擇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間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誠的，才不是出于“義務”責任感而為的。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兒女都會照顧父母老人，只不過前者可能更多出于“義務”責任感，而后者是出自“愛”，差別即在此。
一旦金融市場將經濟交易功能從家庭剝離出，一旦不以利益交換定義“家”之后，中國的“家”文化必須要改變，應該被重新定義在精神互助和感情交融這些功能上，以愛和感情定義“家”。如果是這樣，中國“家”的凝聚 力會重新上升，但會是基于家庭成員個人自愿選擇、以感情交融為主題的凝聚力，而不是靠名分、靠外部強制維系的凝聚力。這意味著父母、兄弟姐妹、親戚間會盡量多花時間和耐心強化彼此的了解，會盡量找共同話題增加溝通，會更加彼此平等，而不是來不來就以“三綱五�！眽喝�。這也意味著沒有感情的夫妻會選擇離婚，沒有感情交流的家庭、家族會沒有凝聚力，也沒必要在擇偶時要求門當戶對。
儒家“孝道”文化當然不是今天就已終結了，而是正在發生的事情。但隨著人們對自由的認同程度的上升，隨著金融市場的進一步發展、人口流動的加快，傳統家庭結構會加快轉型。一種基于金融市場與法治的體系將取代傳統家庭加儒家文化的社會體系。
對于本文內容您有任何評論或補充,請發郵件至xincaifu@p5w.net。(《新財富》2006年12月號最新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