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劍荊 國際問題專家 《中國經濟時報》副總編輯

　　中央電視臺近期播出一部12集紀錄片《大國崛起》，成為政界、學界、企業界的熱議對象，人們樂于將其當作中國崛起的一面鏡子。而在此之前，一部探討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書——《中國崛起》，與《水煮三國》、《富爸爸窮爸爸》、《誰動了我的奶酪》等書籍一起，擺在了北京各大書店的顯要位置。這種情況極為少見。該書作者張劍荊，長期致力于中國戰略轉型和外交轉型的研究，提倡通過與其他文明的對話，使中國轉型獲得更為寬廣的視野與空間。而從《中國崛起》的暢銷與《大國崛起》的熱播中可以看出，有一個共識正在我們這個社會逐漸形成：中國要走向世界，不僅需要物質力量，還需要軟性力量。我們應該如何對待中國力量的快速增長？如何運用中國已經獲得或即將獲得的力量？這都需要我們認真而理性地思考。為此，我們邀請張劍荊先生撰寫此篇文章，在變動的國際背景下，探尋中國的“大國崛起”之路。

　　交乃國之大事。國家有興有衰，外交隨之。在國家衰落的近代，中國的外交可以稱之為“衰落外交”。我們常說，弱國無外交，這句話描述的就是“衰落外交”的一種情形。與“弱國無外交”這句話通常的含義不同，“衰落外交”并沒有“外交無法搞搞不好”的意思。驗之與中國近代史，我們看到，幾代外交家對外交精髓有著深刻而微妙的掌握。在統治集團顢頇貪黷、地方軍閥死打爛纏的時代，中國尚能避免被殖民、被瓜分的命運，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外交家對外交之道的深刻把握和對外交技藝的熟練運用。比如中國人愛講氣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如果用這個原則處理“衰落外交”會是什么結果呢？那當然是國將不國。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顧維鈞根據自己的經驗指出，這個原則不適合外交，外交追求的目標是如何避免“玉碎”，如何實現“瓦全”。也就是說，不是弱國無外交，而是弱國更要依靠外交來拯救。

　　如果說，近代的經歷使中國十分熟悉“衰落外交”的話，那么，中國相對不熟悉的，應當是“崛起外交”。所謂的崛起外交，指的是如何處理國家快速崛起、力量迅速增長過程中所伴隨的外交問題。

　　最近25年來，中國力量經歷了快速增長的過程。如果這一增長勢頭繼續維持下去，到21世紀20年代，中國就將成為無可爭議的全球大國。這乃是當今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目前，在全球各地、在幾乎所有領域，都出現了中國因素或中國問題。中國力量的崛起正在改變和重組世界格局。正是基于此，我在最近的著作中將中國崛起稱為“一場革命”。這場革命不只是對別的國家而言，對中國外交來說，也是如此。

　　對中國近來外交活動的觀察表明，中國正經歷著外交的轉型。外交所處理的大多問題已經不是“衰落外交”所要處理的問題，也不是20世紀60-70年代“革命外交”所處理的問題，而是崛起中的問題。“中國制造”對全球產品市場的沖擊，中國對能源、原材料的需求造成的全球價格的波動，中國軍事力量增長引起的“中國威脅論”等等，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外交課題。新加坡一位官員將中國的崛起比作太陽系中一顆新星的出現，其他的星球都面臨著如何調整與這顆新星的關系問題。這個比喻是恰當的。比如最近舉行了中美首次高層對話，美方代表、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表示美國希望幫助中國“融入世界”。這句外交辭令所傳達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可以這樣解讀：美國追求的目標是與中國達成戰略上的一致，換句話說，就是中國融入美國的戰略框架、與美國“星球”的戰略軌道協調和共容。從中國的角度看，如何調整與其他“星球”的關系，也同樣是全新的外交課題。中國力量的崛起，實際上是國家利益擴展的過程。利益擴展到哪里，外交就會跟隨到哪里。

　　中國從未有過在主權國家體系中崛起的經歷。雖然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都是世界第一強國，但是，這時的中國外交是根據“天朝中心模型”塑造的“朝貢外交”，因此不適用于主權國家體系。就此而言，“崛起外交”是一個全新的課題。但是，在世界歷史的視野下看，崛起外交不僅有跡可循，而且還積累下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供后來者學習和汲取。

　　根據崛起外交的經驗和教訓，結合中國當前的實際，在構筑中國崛起外交架構時，有三個方面的基本問題需要特別注意。

　　首先，如何對待中國力量的快速增長和如何運用中國已經獲得或即將獲得的力量？

　　在中國的崛起外交中，這個問題至關重要。中國力量正處于快速增長過程中，綜合國力的各種評價系統都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可以說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為綜合國力論所掩蓋了的是，中國的力量在結構上，是不均衡的，在質量上是不同質的。這種不均衡和不同質無法通過綜合而消除，反而被綜合所掩飾起來了。訴諸歷史可知，不均衡和不同質造成的問題，往往比綜合起來看的總體力量更為關鍵。1815年至1914年，俄國與英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相近，但是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中，俄國敗于英國，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更是敗于比英國力量更弱的日本，其中的原因，就是俄國朝野陷于被綜合起來看的國家力量的幻覺中，而對自己力量的弱點視而不見。

　　中國的社會結構近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力量在這些社會結構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新崛起的社會階層積累起來了巨大的力量，他們對自己的力量也已經有了自覺。同時，崛起過程中，利益相對或絕對受損的階層，借助于極端民族主義的鏡像，也認同優勢階層的力量世界觀，這為崛起外交帶來了非常復雜的形勢。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崛起外交的核心命題，就是如何平衡使用力量，如何穩定地執行政策，避免出現兩種傾向：一是滑向單向度地根據優勢階層的利益需求展開外交活動；二是受國內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和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支配。

　　第二，構造聯盟體系。

　　從地理政治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一個陸海兼具、大國環繞的國家，而且，四周分布著幾個地緣政治意義上的“破碎地帶”，比如中亞、東南亞和朝鮮半島等。這為中國外交制造了地理難題。而崛起的形勢將使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趨于復雜，同時，國家利益的擴展，將中國帶向了全球舞臺。

　　在這種形勢下，如何避免形成圍堵中國的聯盟，就成為崛起外交的重要任務。在這里，借鑒俾斯麥為1871年之后的德國設計的外交是有意義的。當時，作為新興的大國，德國一直為被周圍大國聯合遏制的“聯盟夢魘”所困擾。俾斯麥為德國設計的大戰略是，營造一種“除法國之外的所有大國都需要我們的整體政治環境，并利用他們在相互關系中存在的矛盾，防止他們形成反對我們的聯盟”。(約瑟夫·約菲：《對歷史與理論的挑戰：作為“最后超級大國”的美國》)他構建的復雜網絡，不是為了聚斂權力，而是為了削弱權力，為了使別的國家不把德國視做威脅。

　　鄧小平在20世紀90年代初為中國設計了“不當頭”的外交路線。當時，“不當頭”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隨著中國的崛起，“不當頭”獲得了新的含義。在崛起外交中，“不當頭”就是與所有國家建立起平等的伙伴關系，不與個別國家建立針對第三方的所謂軸心關系，維持現狀，穩在亞洲。

　　近年來，中國幾乎與所有國家都緩和了關系。中國與“衰落外交”時期侵略過中國的國家、“革命外交”時期與中國為敵的國家，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有的還成了我們的戰略合作伙伴。

　　在崛起外交中，如何處理同美國和日本的關系非常重要。這兩個國家同中國有著十分復雜的關系史。在中國崛起的同時，日本加快了擺脫戰后體系約束的步伐，美國則強化了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因此，這兩個國家構成了中國崛起外交的難題。在未來若干年里，對中國崛起外交最大的挑戰，將是美日同盟，該同盟最近有針對中國進行調整的趨勢。美日同盟中，美國更為關鍵一些。

　　有一段時間，中國公開表示，對美外交是“重中之重”。這個說法后來不再被提及。實際上，這樣表述，并無不妥。美國是當今與中國利益聯系最為密切的國家，無論是戰略上還是經濟、軍事、文化和人員流動上，都是如此。處理好對美關系，是崛起外交的核心任務之一，盡管面臨著很大困難，崛起外交要求中國必須在對美關系上取得突破，原因是，如果未來形成了圍堵中國的同盟，美國一定是這一同盟的領導者。

　　中美關系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的癥結，出在戰略方面。這一點從今年8月初中美首次高層對話的名稱使用上可見端倪。中國最初的提議，是進行高層戰略對話，而且，中國媒體在對話前、對話后的報道中，都使用“高層戰略對話”一詞，這表明了中國對戰略問題的關切。但實際上，美國不同意使用戰略一詞，其理由是這個詞只用于同盟友的關系。那么美國為什么拒絕在戰略層次上與中國對話？原因在于美國仍然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者。現任國務卿賴斯在2000年時這樣界定與中國的關系：“中國不是個‘現狀’國家，而希望亞洲出現對己有利的改變。僅就此點而言，中國就是個戰略競爭者，而不是克林頓政府一度稱之為的‘戰略伙伴’”。在五角大樓最近公布的中國軍事力量報告中，認為與中國的關系是“合作和富于建設性的關系”，這個界定實際上就是說，與中國的關系限于具體和政策的層面，而沒有上升到戰略層次。美國需要中國在很多問題上的合作，但在戰略上則存在著沖突和競爭，從該報告對“中國未來形象”的描述，就可以明白為什么美國拒絕戰略對話了：“中國以一個地區性大國的身份在世界舞臺上發展，但它的出現同樣具有全球意義。中國正面臨一個戰略選擇的十字路口。它可以選擇一條和平融入世界之路，從此開始良性競爭。中國也可以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在不斷擴大的范圍內發揮支配性的影響力。或者，中國也可能變得不那么自信，集中精力應付來自國內的挑戰。正在崛起的中國的未來還沒有沿著某一條道路一成不變地走下去�！痹诿绹�的話語系統中，這意味著中國是戰略模糊的國家。

　　第三，重視軟力量。

　　中國的崛起首先是經濟崛起。中國的力量首先是物質力量。在國內，中國奉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在對外關系上，一定程度上也是經濟優先。最近幾年，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貿易摩擦增多。由于中國首先以一個貿易商的面目出現在世界各地，崛起外交自然要將維護中國的經濟利益作為中心工作。

　　但是，中國要成功地崛起為世界強國，僅僅有物質力量的崛起顯然是不夠的。世界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僅靠物質力量的崛起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維持了世界強國地位的國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種文化和制度。英國是這樣，美國是這樣，即使后來解體的蘇聯也是這樣，在20世紀40-50年代，蘇聯之所以能形成追隨它的陣營，并不完全是憑恃軍事強權強行推動的結果，還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創新和在當時看來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態。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選擇蘇聯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國內選擇的結果，而并不完全是懾于蘇聯的軍事壓力不得已而為之。

　　崛起外交因此要重視軟力量的傳播。要將中國影響轉變為中國魅力。為此，崛起外交需要解決以下兩個問題：首先，中國能否發展出一種新的、先進的文明形態？強國的競爭，不只是實力的競爭，還是文明的競爭。那些落敗的國家，不只是實力不夠，更主要的是文明的失敗。

羅馬帝國最終毀于野蠻人之手，經常被說成是落后打敗了先進，而真正的原因是，羅馬文明從內部衰敗了。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導致羅馬帝國衰亡的并不是什么外來的力量，那些所謂的蠻族，不過是古代希臘社會內部的組成部分，他們只是在從伯利克里的衰落到奧古斯都興起的這一段混亂時期里，在道義上同那些少數統治者離心罷了。湯因比把羅馬帝國的衰亡視作整個古希臘文明無法找到應對文明挑戰辦法的結果，這個結果，從羅馬帝國建立之始就注定了：因為這個帝國在它的建立之日就已經被注定要滅亡的了。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個統一國家的建立就是為了糾集一切力量來拖延而不是為了避免古代希臘社會的無法挽救的末運。這一事例提供的教訓是，只有文明創新，才能保持崛起和不敗的姿態，才能引來別的國家追隨。

　　第二，中國能否成為制度建設者？崛起外交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如何對待目前的國際秩序和制度�？陀^言之，目前主導的國際制度有些是中國參與制定的，因此而得到了中國的支持，有些則為中國所不滿，對于不滿意的國際制度，中國的態度是“參與其中，徐圖改之”。參與其中相對容易，徐圖改之則要困難一些。因為，國際制度是一種公共產品，它不只是符合創立者的個別利益，還要能夠為別的國家創造出利益。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有超越的胸懷，需要登高望遠。在這方面，美國可以成為我們的借鑒。約瑟夫·約菲在描述美國20世紀后半葉的制度建設時說，與以前的霸權不同，美國以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身份支配著世界，從一系列英文縮寫中可以看出這一點：UN,IMF,GATT,OEEC/OECD,NATO,World Bank,WTO,PfP等等。以此為借鑒，中國崛起外交需要超越于國家利益的眼界，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物品。

　　總之，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外交面臨著轉型的任務。在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國外交面臨的課題都可以歸之于如何處理崛起中的外交問題。我們需要汲取歷史經驗，避開崛起陷阱，以一個建設者的姿態，用中國方式化解各種矛盾，開創人類文明史的中國時代。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