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不久前，摩根士丹利“招牌分析師”謝國忠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對新加坡經濟發展模式進行評論，認為“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來自為印度尼西亞貪官及商人洗黑錢，現在印度尼西亞已經無黑錢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蓋賭場，以吸引他國的貪污資金。”這封郵件被披露后，引發謝國忠辭職。

　　考慮到新加坡在很多方面被中國政府及學界引為榜樣，如中國的國資委希望學習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淡馬錫控股”；還有人想學習新加坡的“高薪養廉”；還有更多的人把新加坡視為威權政治可以導致經濟繁榮的樣板......而謝國忠本人在加盟摩根士丹利前，曾在世界銀行任職5年，主要研究印尼經濟。他對新加坡“成功經驗”的判斷應當受到學界和政府的重視。

　　為了探尋新加坡經濟奇跡的謎底，我們刊登以下文章，意在拋磚引玉，希望引起更多學者和專家對“新加坡模式”的關注與探討......

　　政治上的專制、家天下的管理模式與開放的經濟環境相結合，加上以儒家文化的價值理念為基礎，以吸引精英治理為手段，也許正是解釋新加坡經濟增長之謎的鑰匙

　　□ 周 勤

　　-新加坡建國四十多年來奇跡般的經濟成就令世人矚目。

　　新加坡自1959年建國、1965年獨立以來，保持了近四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400美元上升至3萬多美元。其奇跡般的經濟成就一直為經濟學界所關注。

　　不久前，大摩經濟學家謝國忠一語驚人，在其內部交流郵件中說，新加坡的經濟成就主要是依賴印度尼西亞貪官的洗錢來維持的。最近這個國家開始肅貪，使得流入新加坡的資金減少，新加坡的經濟增長會減慢。為了改變這種趨勢，新加坡開始新建賭場以吸引非法資金的流入。這一觀點被披露后，引發謝國忠辭職，也再次引起人們對新加坡經濟增長模式的探討。

　　市場開放與人力資源戰略

　　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生產要素，即土地、資本、勞動和企業家才能的潛在存量和實際投入的流量。以新加坡的自然條件而論，其土地和自然資源十分有限，雖然通過圍海造田使其國土幾乎增加了一倍，依然是彈丸之地。而與土地資源相關的自然資源，包括石油、天然氣及各種生產資料基本依賴進口，甚至喝的水和建房子的黃沙都需要從馬來西亞進口。所以，在封閉的經濟環境下，新加坡要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是不可能的。正因為如此，新加坡在建國之初就確立了市場開放的基本國策。

　　市場開放帶來的自然資源涌入對新加坡提出了較高的國際支付能力要求。以什么樣的產業來支撐經濟至關重要。新加坡在建國之初，以自身環境條件為基礎，60年代以港口、化工等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備基礎設施，以電子、金融和旅游業完成了經濟起飛；90年代發展房地產遭遇挫折后，迅速以IT產業趕上歷史潮流。但是，早期發展制造業和完善城市基礎設施所需大量資金投入一直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這也許是謝國忠詬語新加坡立論的起點。

　　很明顯，新加坡是秉承開放的原則建立資本市場的。一方面利用外部資金的流動彌補本國資金的短缺；另一方面其稅收為公共財政提供了稅源，也為制造業建立了融資平臺。當然，在這樣一個龐大的金融市場中，存在洗錢等非法交易是難以避免的。但退一萬步說，謝國忠的立論是成立的，我們也要分析為什么有大量的非法資金流入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地區？此外，僅有資金的流入也無法保證經濟的高速穩定增長。

　　世人皆知，僅有自然資源難以保證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新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特別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力資本的知識資本的存量是保證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新加坡在獨立之初是一個人力資源十分有限而且平均教育水平比較低下的國家。它如何建立具有現代知識水準的人力資本？

　　新加坡采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在國內實行義務教育為主導和職業技術教育為輔助的普通勞動者的培養體制；另一方面大量引進最優秀的人才到新加坡工作，甚至不惜代價幫助年輕人進入新加坡接受教育。新加坡也采取了十分開放的人口政策，以世界上最優厚的待遇吸引世界各地最優秀的人才，同時，保證自由的出入，形成良好的競爭機制，這就解決了高層管理人員匱乏的困境，也保證了國家公務員隊伍的穩定和均衡的成長。

　　新加坡在吸引優秀人才進入國有企業管理層方面，也有獨到之處。有效的招聘制度，與國際接軌的管理模式，完備的監管體制，良好的生活條件與收入，都是一流企業管理人才進入和長期為新加坡國有企業服務的基本保證。所以，新加坡的國有企業效率是其他國家國有企業難以比擬的，甚至在許多領域與私營企業競爭也不落下風。

　　然而，自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新加坡政府清楚地看出，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巨大的市場風險，特別是金融市場及其關聯市場，如房地產依然隱藏著潛在危機。為此，新加坡開始全面的產業轉型，很快實現了從制造者服務業向智能型服務業的有效轉化，實現了新增長模型所描述的景象：依靠可積累的、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要素為主導的產業模式，走上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新道路。

　　但是，上述經濟增長原因的分析，是否可以全面解釋新加坡的經濟增長之謎？個人認為難以全面說清。因為具備上述條件的國家遠不止新加坡一個。那么，謝國忠提出的觀點是否構成決定性的條件？我們暫時無法驗證謝國忠的觀點真實與否。但是，我個人認為其觀點從邏輯上難以自洽。遠的不說，澳門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案例，如果依靠洗錢和賭場就可以保證經濟增長，那么，是否可以推斷澳門應該是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呢？

　　政治專制下的經濟增長

　　上面對新加坡經濟增長原因的解析，僅僅部分說明了新加坡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因為能夠具備上述條件的國家不在少數。但是，能夠維持如此高的市場的開放水平、經濟增長幅度、社會平等狀況、政府的廉潔程度以及政治體制上的專制程度，恐怕除新加坡外絕無僅有。而正是這些條件的相互制約構成了新加坡經濟增長的基本源泉。

　　這里我們必須討論新加坡現有的政治體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正是新古典經濟學中忽視的要素。正如羅伯特·巴羅指出的那樣，僅僅用傳統的要素解釋經濟增長之謎，其解釋的程度不會超過50%。沿著巴羅的思路，我個人認為近似專制的政治體制、家族式的國家管理模式與經濟上的高度自由化、國際化所構成的長期穩定的社會模式是保持新加坡經濟增長的本質原因。

　　許多人認為，專制的社會體制不會使經濟高速發展，這本身是對歷史的誤會。從遠一點說，中國曾經經歷了兩千年的專制社會，也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保持較高速度的經濟增長。近一點說，工業革命以后的英國至今保持著君主立憲的制度，也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在世界經濟中保持領先地位。因此，我們不能將政治上的專制與經濟上的停滯或倒退劃等號。在一定條件下也許正好相反。但是，我們很少涉及這些特定條件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而是先驗地將其排斥出研究考量的范疇。就新加坡而言，最重要的條件是市場的高度開放與政府機構的廉潔與透明，當然，很小規模的城市化國家與較薄的官僚科層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應該指出的是，專制的政治體制降低了民眾享有民主的權利，但是，同時也減少了實現民主本身所需要的社會成本，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實現民主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風險，特別是對新加坡這樣一個自然資源十分匱乏的國家，國家的穩定比政治上的民主更重要。因為國內一旦發生動蕩，資源的匱乏使其沒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必將短期內將國家置于滅頂之災之中。如果馬來西亞不向新加坡供應淡水，就可以在一夜之間將新加坡變成“焦渴”的城市。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加坡人十分明白發生社會動蕩的后果。政治上的專制也許就是換取經濟上穩定的成本。

　　建立良好的社會福利保障體制是保證政治上專制的前提。政治上的專制不可能不引發社會的不滿，為了解決這一棘手的問題，新加坡建立了普惠的社會保障體制，使每一個公民享有盡可能高的社會保障。也就是說，強勢政府在剝奪民眾民主權利的同時，也為民眾提供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社會保障，這就消除了民眾希望通過政治斗爭謀取更大經濟利益的潛在條件。可以說，新加坡建立的住房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維護民眾基本生存和發展的保障制度是維持其政治上專制的必要條件。

　　專制的政治體制是否一定會導致官僚機構的腐敗？這一點在新加坡又是不成立的。新加坡政府十分清楚，要保障上述福利制度的實現，必須建立高效廉潔的公務員隊伍，而這一方面新加坡又是全世界的典范。以高薪養廉為基調的公務員體制，使得違規成本巨大，而法規的高度透明使其難有尋租的空間。同時，要素市場的高度開放使每個公務員面臨巨大的外部競爭壓力，必須勤勉工作，不斷學習，才能保障自己不被世界各地的優秀競爭者所替代。當然，開放的社會環境，也給了許多選擇政治民主而愿意放棄新加坡優裕生活條件的精英離開新加坡的自由。這一點也許就是新加坡始終保持活力的重要要素。

　　更有意思的是，盡管新加坡表現為“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但她以“精英治國”為基本準則，無論是大型國企“淡馬錫”的高管還是國立新加坡大學的教授，都以全球人力資源作為自己的考慮范疇。這種家天下的管理模式與開放的社會環境相結合，保證了管理層本身具有高度的國際化眼光和能力，也促進了人才之間的競爭，使得真正有能力的“精英”構成新加坡經濟增長的中堅力量。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量新加坡

　　新加坡社會文化的特點也應該提及。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意識形態是保證政治上專制的基本價值理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觀念為建立這一體制提供了基本的價值規范。以漢語和英語為雙國語的語言體制，使得其既可以維持漢文化的基本規范，也使其精英階層具有較高國際化程度，或者說，國際化的成本較低。

　　當然，必須說明的是，筆者本人并不贊成政治上的專制。但是從上述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新加坡的高速經濟增長是由其獨有的自然條件、人文社會約束所決定的。按照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甚至加上新增長理論也難以全面解釋新加坡經濟增長之謎。也許這就是謝國忠獨辟蹊徑對其進行解析的原因。

　　跳出新古典理論的框框，在一個更加廣義的經濟增長空間里，我們可以看到，政治上的專制、家天下的管理模式與開放的經濟環境相結合，加上以儒家文化的價值理念為基礎，以吸引精英治理為手段，也許就構成了新加坡經濟增長之謎的謎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