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國峰

　　一方面，國內企業知識產權意識和技術創新能力薄弱；另一方面，因法規政策相對滯后、跨國公司技術壟斷等因素，又導致新技術研發和商業化過程中的侵權風險無時不在。這種“悖論”，在中國已然成為現實。

　　對于前者，有這樣兩組數據相佐證：《專利法》實施以來，來自國內的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等三類專利申請中，發明僅占19.9%；而來自國外的專利申請中，發明占86.6%。1998至2003年，國內企業占國內專利申請總量不到30%，雖出現了華為、海爾等一批專利大戶，但全國有99%的企業從未申請過專利。

　　而技術創新不僅是經濟層面的問題，更是政治問題。早在1980年，美國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就曾指出，只有技術獨立，才有經濟獨立，也才有政治獨立。1993年，美國克林頓政府所發布的《科學與國家利益》、《技術與國家利益》等系列報告認為：在過去50多年里，技術是為美國帶來高附加值和可持續發展的“惟一的、最重要的因素”。

　　技術創新能力落后的現實，顯然已直接危及中國的政經發展前景，也因此被政府上升到空前重視程度。校辦產業的興起、官方資助加大、各種研發機構雨后春筍般出世，均源于此。但所謂“物極必反”，由于創新不能脫離既有技術積累，對現存各種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又很容易造成對潛在創新和后續創新的壓制。譬如，百度MP3搜索業務被控侵權，就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遭遇強大阻力的典型例證。

　　如何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

　　對中國來說，這涉及到在遵守和效仿知識產權保護的“一般”規則之外，對人類進步和知識產權的發展歷程、自身發展階段的深刻洞察——

　　相對于人類的漫長歷史，知識產權只是一個“新生事物”，此前在沒有知識產權制度的幾千年間，也照樣有燦爛的科學、技術、文化的進步；即使在當代世界，技術創新也不全都是拜知識產權制度所賜，譬如美國的“麥哈頓計劃”和中國的“兩彈一星”，都是用責任和榮譽來作為激勵機制。這說明，對知識產權觀念不能“盲從”。

　　其次，由于知識產權與預期利益直接關聯，擁有高門檻知識產權往往意味著獲得相當長時期內的高額壟斷利潤。在利益集團的強力影響下，在全球范圍內已形成需要保護的知識產權種類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以及知識產權保護期只會延長不會縮短的趨勢。

　　再結合到全球化競爭的背景下，由于中國在20余年前才出臺首部《專利法》，在此期間，一些技術領先的大型跨國企業已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搶注專利，從而在事實上造成對包括中國在內后發國家的技術圍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對知識產權會帶來壟斷后果的認知，建立了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國家，一般都有相應的反壟斷法律制度。但在中國，受制于“部門立法”及其中伴生的復雜博弈，《反壟斷法》遲遲缺位。

　　這都意味著，在當代中國，技術創新相對知識產權存在道義上的優先性、理應受到更多理解和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