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唐學鵬

　　11月16日，偉大的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去世，享年94歲。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一直被樹立為堅定的自由經濟的旗手，芝加哥學派的領袖，對抗媚俗(對抗舊凱恩斯主義)潮流的學術勇士，他是反對政府管制和維護市場競爭的鼓吹者，善于激怒對手口齒靈活的辯論家，文筆樸質精巧的(美國《新聞周刊》)專欄作家。

　　盡管弗里德曼的父母是“血汗工廠”的雇員，盡管貧窮的他得益于公立學校的培養，但是他就始終站在反對政府對私有產權進行任何限制的立場上，他詛咒公立學校的低效，他反感政府的公共支出和福利補貼，他鼓勵新的政治家掌權摧毀政府實施的各種管制——例如對醫生牌照的管制(這造成了醫生群體的高收入和醫療市場的無競爭性)以及色情毒品產業合法化。他強調自由選擇的重要性，他警惕肯尼迪式的愛國主義(肯尼迪說，“每個人要考慮自己為國家做些什么，而不是相反”)，弗里德曼說，“如果國家不能為個人增添安全，自由和私產保護，那么要國家這個怪獸做什么呢？”

　　一直以來，弗里德曼給人的印象是堅硬無比、近乎冷酷的自由主義者。實際并非如此。弗里德曼對自由市場的理解充滿著靈活的智性和經驗主義氣質，他生前最后幾年承認了貨幣主義的一些錯誤，就是體現。因為美國和歐洲經濟運行的現實證偽了他的理論，他爽快地承認了。

　　這一點把他同另外一位偉大的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也許還有米塞斯)區分開來。比如，弗里德曼有一個面向未來的經驗主義學術驗證標準，他認為，理論模型的假設是不重要的，可以高度簡化，可以充分擠掉經驗世界的東西，只要理論模型的結論和未來是高度吻合高度相符的。哈耶克顯然憤怒了，他認為弗里德曼的說法比凱恩斯荒謬的“政府擴張經濟學”更不可接受。

　　無疑，哈耶克有著最深邃但又最無趣的大腦，在被同樣沒有智性同樣無趣的學院分子引用時他是一個“神”，但面向未來時他是一個“懦夫”。因為，他根本不愿意沿著自由市場進行“邊際創新和邊際理性建構”，他也無法做到。于是，整個20世紀思想史上，雖然預言“通向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卻無法承擔抗擊凱恩斯主義的重任，這個任務必須交給擁有凱恩斯式的狡猾和智性的弗里德曼身上。而弗里德曼完成了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無論是爬滿數字和模型公式的學術專業角度，還是通過出版《資本主義和自由》以及《自由選擇》這樣暢銷書的公眾流行角度。所以，在自由經濟領域，弗里德曼是最大的大師。

　　例如，弗里德曼有幾個漂亮的“沿著自由市場的邊際創新”。一個是學券制。他說，政府要是真想幫助窮人，不要開公立學校，因為學校必然是官僚或者低效的，而是給學生們學券，讓他們去私立學校去抵沖學費，然后政府再為私人學校兌換學券。這增大了學生們的選擇性，加強了學校間的競爭。這也給我們中國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啟示。如果政府想改善教育，想要補貼窮人，就應該補貼到“人”，而不是補貼到“學校”，讓窮人拿著“補貼”去市場上選擇，這樣才能促進教育的競爭和質量的提高。實際上，我們前些年的“房改”也是這個問題，如果真的將國家“補貼”按照既定的分配規則打到個人頭上，而不是所謂的“補房子補面積”，那么房改就不會存在這么多問題。

　　弗里德曼還有一個“創新”叫負所得稅，收入低于

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窮人可以得到轉移支付，其轉移支付的大小就是收入和起征點的差額。這個思想完全是基于自由市場運行規律，遠遠比中國正在實行的所謂“最低工資”要深刻和有效得多，“最低工資”不會提高窮人任何福利，它客觀上卻會抬高全社會的通貨膨脹。

　　更為重要的是，弗里德曼說，所有通脹都是內生的，所以央行應該是控制貨幣供應，防止通脹。不過，我們對“流動性泛濫”的反思總是貿易順差，而不檢討我們內部的低利率和松信貸問題。的確，貿易順差導致了更多人民幣出籠，但貿易順差的產生恰恰是低利率和低

匯率刺激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通脹和流動性泛濫都是我們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