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神宗熙寧年間，兩浙地區禍不單行，鬧了旱災又鬧蝗災,農業歉收乃至絕收,糧食供應缺口巨大，以至于糧食米價暴漲。怎樣度過災荒難關呢?許多州縣的父母官都在交通要道張貼布告,嚴禁商人趁火打劫、轟抬米價。但是，當時的越州知府趙閱道卻反其道而行之,開動宣傳機器昭告四面八方,鼓勵有米的人任意加價出售,鼓勵商人投機倒把、長途販運。

　　應對手法不同，結果自然不同，嚴禁米價上漲的州縣糧米始終緊缺，黑市米價依舊高企，死人依舊不斷，而越州的米價很快就回落下來，而且供應也很充足。禁止米價上漲卻禁不住，不禁米價上漲，米價反而不漲了，這種市場現象, 在某些自詡為民父母的官員看來，實在是匪夷所思、莫名其妙。

　　其實，越州知府這樣做是在利用供求規律和價格杠桿，是在利用轄區內、轄區外兩個市場，是在利用商人的逐利本性。由于越州放開了糧價，商人得知這一價格信號后, 跨州越縣，把其他地方的糧食運了過來，供應增加了，糧食需求缺乏彈性,在需求達一定的情況下，糧價自然回落。趙知府此招，表明他深諳市場規律、深諳人性心理。

　　其實,今天的很多人也不明白市場經濟的常識,當某個明白人做出了符合市場經濟常識的事情的時候,他們也是難以理解。最近，李昌平先生講的一個故事(詳見《上海證券報》2006年10月21日)即說明了這一點。1995年8月份，李昌平是湖北省監利縣周溝鄉的黨委一把手, 當時,該鄉糧食收購任務是2700萬斤，糧食市場價和定購價的差價為每斤0.10至0.15元。省政府不準用差價完成任務,全省糧食市場完全封閉。為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務,在“糧食征購和稅費征收動員大會”上，李書記講了“七點意見”，其中一、三、四、五點是關鍵內容：農民繳糧任務可以實物完成,也可以繳貨幣差價完成； 全鄉范圍內的所有糧食關卡全部撤銷,糧食在周溝鄉自由交易，鄉“公平交易執法隊”要維護交易秩序；鄉糧食加工企業要組織資金，帶頭收購農民糧食，鄉政府球場和禮堂等都暫時用以倉儲糧食；財政賬戶上的資金，可以借給政府的鄉糧食加工企業、有信譽的私人糧食企業周轉，專門用于收購糧食；工作時限內，鄉干部不準請假，完成任務后，放長假。

　　這“七點意見”給了農民選擇空間,雖然可選擇空間還很有限，但已屬珍貴, 如果一年四季農民都可向政府賣糧就更好了，當然這已超出李書記的權限。李書記深知市場遠沒有發育成型，許多事情不能完全交給市場經營者，政府不能撒手不管，尤其是在一個極端“不完善的市場”(Inpefect Market),政府還要發揮作用，維護好交易秩序,提供法律支持;政府向市場經營者提供政府信用和流動資金支持,在金融市場功能極不完善的農村,這種支持尤為重要。

　　事實證明，這“七點意見”取得了成功：七天工作時間里，各村繳來的現金和支票高達1200萬元，當年、歷年的糧食和稅費任務都結得一清二楚, 四面八方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來，四面八方的商人源源不斷地送錢來定購糧食，周溝鄉一時間車水馬龍,所有生意人的臉上都掛滿了笑容。

　　李書記符合市場經濟常識的做法，為那些不懂市場經濟、習慣于計劃經濟、命令經濟的官員所不解，對周溝鄉的特立獨行另搞一套,縣領導既急又怒，在周溝鄉邊境上部署警力和工商人員，圍堵糧食流入周溝，縣四套班子以及各職能機構掌門人結隊而至,嚴厲批評周溝鄉的“無組織、無紀律、無政府主義”,并要求周溝鄉主要領導對全縣140萬人民作出深刻反省,保證迅速糾正錯誤做法，等等。顯然，這些批評是站不住腳的，李書記雖沒有按照計劃經濟、命令經濟的那一套干，但他心中有市場、有農民，也懂得有所不為有所為，注重發揮政府職能，保護市場、幫助農民，他的做法，市場和農民已經投了贊成票。

　　重溫趙閱道、李昌平兩人的故事，啟示在于：他們明了地方政府官員的權限與市場邊界的關系，地方政府官員的權限是相對有限且清楚的，但市場的邊界則可以四處擴展，一個政府官員，在謀劃工作時，心中只要有人，把他們當成平等的市場主體，有地方內、地方外兩個市場，并善加引導,提供保護給予支持，就會順天意，得民心。趙、李都是地方官的另類，在古代中國，趙閱道這樣的官員屬鳳毛麟角, 難以形成主旋律, 李昌平先生的官場命運也不妙曼，最終只能被迫辭職，輾轉南北風塵里，只留下一點舊夢。

　　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興國裕民任重道遠，有志于此者仍須努力！(胡飛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