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

　　民生問題和民主問題是社會和諧的基礎

　　剛剛閉幕的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未來15年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指導思想、目標和任務；提出了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達到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重要保證，使我們對和諧社會的理解更加深入。

　　從字源來說，和諧的“和”是由左邊一個“禾”和右邊一個“口”組成。禾就是糧食，而口就是人對糧食的需求，民以食為天，所以“和”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人人要有飯吃。也就是說要達到和諧社會首先就要解決民生問題。再看“諧”這個字：左邊是一個“言”字，右邊一個“皆”字，簡言之就是人人都有發言權，這就涉及到了解決民主政治問題。民生問題和民主問題是我們和諧社會的兩個基礎，民生問題又是這次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尤其強調的一個問題。

　　如何通過改革的繼續深化，構建和完善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的體制基礎，是一個更為緊迫而艱巨的課題。28年來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經驗證明，體制改革與社會發展始終是一個互動過程。

　　改革本質上是利益關系的調整，但是，這種調整不是人為地重建和固化一種新的利益格局，而在于形成一種公平、富有效率的利益調節機制。這樣一種利益調節機制的形成，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體制基礎。中國在改革前的利益關系大體上是一種相對的“平均主義”格局，之所以是相對的，主要是這種平均主義是建立在城鄉不協調基礎上的，并且無視個體(個人或經濟單位)貢獻的多寡，不僅嚴重制約了經濟效率的提高，而且背后隱藏著極大的不公平。在這個意義上，打破平均主義、重建新的分配關系，既是改革的起點，也是改革的必然結果。然而，在利益分化導致社會分層的過程中，由于傳統體制某些重要環節改革的滯后，制約了公平、有效的利益調節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并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影響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體制性因素。行政性資源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要素市場化滯后、社會保障機制、利益表達機制不健全等問題都是當下改革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堅持深化改革，推進社會和諧

　　要解決以上問題，首先,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方向。我國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不是對社會主義的放棄。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28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充分證明了我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是完全正確的。但由于改革進展的不平衡，目前社會的確積累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對此應予以高度重視，但這些矛盾不能構成否定市場經濟選擇的基本方向。“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也不可能是一馬平川。我們必須看到，目前一些社會矛盾中，更為主要的還是源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

　　其次，要深化行政性壟斷部門的改革。作為計劃經濟的遺產，我國的行政性壟斷不僅在基礎產業、公用事業領域普遍存在，而且在不少競爭性行業中也大量存在。行政性壟斷使權力直接介入市場，不僅難以通過市場力量來打破，而且往往構成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礙。我國供給“瓶頸”的周期性出現，重復建設以及壟斷產品和服務質次價高，基本都與行政性壟斷相聯系。特別是在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行政性壟斷企業行為已經有所變化，其追求利潤和降低勞動成本的動機已經無異于私營企業，但卻沒有形成有效的內部資本約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性壟斷只應存在非營利性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其評價不是來自“市場”，而是來自社會。衡量這類企業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主要不是利潤的多寡，而是投入和管理成本控制與接受產品服務的對象滿意程度之間的比較。對于這類企業部門的改革，關鍵是形成完善、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會監督機制。而行政性壟斷，完全屬于體制轉軌期的特殊現象，應通過規范的企業改制、擴大民營成分的市場準入，形成公平的市場競爭。近年來，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擴大市場準入范圍以及壟斷部門決策引入聽證程序等改革，對于打破行政性壟斷已經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依然還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對行政壟斷企業評價、監督和制約的有效機制仍有待于進一步規范和完善。

　　第三，要建立以利益調節為核心的社會整合機制。經濟轉軌必然引起社會利益結構和思想觀念方面的分化和整合。與改革前那種以平均主義為基礎的階級斗爭統攝社會的狀況相比，這種分化和整合無疑是巨大進步。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形成合理和有效的利益調節機制，避免、抑制和化解社會利益關系方面的過度失衡和矛盾。當前，應特別強調公民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建立規范的利益表達、對話和協商機制，引導各個利益群體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妥善處理各種社會利益關系。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擴大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發展和完善社區自治、民間救助和慈善團體，使公民在廣泛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形成新的和諧關系。政府應改變“包攬一切”的做法，適當合理地向社會“分權”或“還權”于社會，通過發揮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形成社會“自組織”機制，以防止因政府某些短期決策失誤導致的社會失衡。

　　第四，要推進以政府行為規范為重點的職能轉變。首先是確立政府只能做法律(法規)規定的事情的理念，依法行政是規范政府行為的前提和基礎。當前，應特別重視界定行政立法主體的立法權限和約束條件，防止個別部門以“法”擴權或越權來謀取集團利益。其次是明確政府公共職能，解決在體制轉軌中的政府“缺位”問題。要大力減少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致力于創造一個有利于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協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加強和改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完善政府社會保障的基礎平臺，建立和健全規范的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制度。三是完善政府行為的監督機制。政府活動必須貫徹公開性原則。政治文明和政治民主的重要原則之一，就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要透明，這是建立社會監督的基礎。。按照政府的責任與權力對稱原則，進一步完善政府問責機制。不僅要加強政府行政系統內部上級對下級的督察，發揮

審計與監察部門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來自政府“外部”的監督，特別是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

　　第五，要在憲法框架內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改革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部分或環節，這些部分或環節的不適應本身就包含了不穩定因素，影響甚至危及社會的長期穩定。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絕不是某些人理解或主張的政權更迭。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一樣，要有政府和公民的廣泛參與才會逐漸取得成效。政治體制改革也不同于歷史上的政治運動，而是應按照憲法精神和框架穩步、有序地進行。歷史已經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攜手并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實質性進展和成功。中國改革已經進入全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中后期，社會不同層面的政治訴求需要新的整合機制，社會要求新的基本價值觀，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對政府權力與責任的有效監督、以個人產權保護為基礎的公民基本權利的切實保障，正在成為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政治體制改革在憲法和法治框架內的逐步展開，將有力地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確立與完善，并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堅實的體制保障。

　　第六，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改革觀。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建立法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提下，造就每一個人都能全面發展的體制環境。當前尤其要做好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扶貧、環保和安全生產等方面的改革工作。要防止某些權力主體或壟斷利益集團以假“改革”之名行“牟利”之實，直接對“困難群體”進行剝奪；特別是在教育、醫療、市政等公共服務領域，要防止權力“尋租”的現象。堅持以人為本的改革觀，就是要堅持為經濟主體和廣大人民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同時也要強調對結果不平等進行矯正的分配調節，使廣大社會全體成員能夠普遍地分享改革成果。堅持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改革獲得“合法性”即社會公正性的基本前提，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的改革觀。

　　回顧中國28年來改革的歷程，人們有充分理由為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會進步而感到鼓舞，這是堅定繼續深化改革信心的基礎。同時“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這并不能構成否定改革成就和道路選擇的依據，但卻足以說明中國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