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文并攝影

　　新世紀的一個秋天，我應邀到古巴參加一個數學會議。早就聽說，古巴人口中逾半數是黑白混血兒，這樣的比例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極為少見(其他國家以印歐混血兒居多)，余下的仍多為西班牙人和黑人。西班牙人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對生活懷有悲觀的情緒，而黑人則按照非洲祈禱神靈的習俗，通過一種如泣如訴的音樂，能使這種悲觀情緒得到升華。加上四季溫暖的天氣，古巴人養成了一種歡樂、樸實、外向、天真無邪的個性，只要政府宣布取得一丁點勝利，便會舉國歡騰，一千萬人口的國家動輒有上百萬人游行集會。

　　莎莎舞的天堂

　　在日常生活中，古巴民眾能歌善舞。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像古巴人那樣創造出如此眾多風靡世界的舞蹈：倫巴、曼波、恰恰、莎莎。果然，會議行程過半時，舉辦方和古巴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組織了一場聯歡晚會，雖說有領導講話和歌手表演，但晚會的主要內容卻是跳舞。

　　莎莎舞是當晚的主角，輔之以源自多米尼加的瑪蘭戈和墨西哥的瓦杰那多。我邀請一位膚色黝黑的物理學博士跳舞，她像晚會上的其他古巴姑娘一樣穿著露臍裝。禮堂里沒開空調，沒跳幾曲，她的腰間便滲出了汗水。在我看來，跳莎莎舞時女人試圖依附著男人，而男人裝模作樣地要擺脫女人。

　　“salsa”在西班牙語里的意思是調味汁，“salsa de soya”便是醬油了，這里“soya”是黃豆，而“de”相當于英文的“of”。傳說1933年的一天，古巴作曲家伊格納西奧·皮奈羅因為吃了淡而無味的食物獲得靈感，創作了一首歌《加點醬吧！》(échale salsita)，這首曲子既不像傳統的拉丁舞那樣有許多約束和規范，又比迪斯科多了幾分高貴和典雅。那以后，一種新的音樂和舞蹈形式便出現了，她首先在加勒比海地區得以普及，繼而流傳到世界各地。

　　“莎莎皇后”這項桂冠如今戴在塞利娜·克魯茲(Celia Cruz)頭上，在我的記憶里，她的形象又老又丑但舞姿優美。1960年初，克魯茲離開故鄉哈瓦那到美國闖蕩，她贏得的榮譽包括七項格萊美獎，耶魯大學等五座名校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好萊塢星光大道留名，以及美國國家藝術獎(比爾·克林頓親自把獎章別在她胸前)。當克魯茲于2003年夏天在紐約患癌癥去世時，她的經紀人猜測她的年齡大約是78歲。

　　海明威的莊園

　　大概正是古巴豐富多彩的音樂、舞蹈，加上熱情好客的民族個性和迥然有別的意識形態，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文化名人。曾與古巴親密接觸過的外國名作家中，除了同屬拉丁民族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和讓·保爾·薩特夫婦以外，至少還有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和美國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格林的真實身份很可能是間諜，因此他的行蹤頗為隱秘，而海明威在古巴可謂是家喻戶曉了。

　　一天下午，我搭乘一輛出租汽車，來到哈瓦那東郊的小鎮圣弗蘭西斯科·德·保拉，海明威的故居坐落在一個栽滿檳榔樹的小山頭上，那正是維西亞莊園。包括主臥室在內的每個房間的墻壁上掛滿了獵物標本，以犀牛和野鹿居多，想必是作家的戰利品，我想和他在一起生活的女人得學會容忍。這可能是海明威居住時間最久、最為舒適的一個家了，9000冊藏書和注冊在基維斯特的比拿號游艇仍完好無損地保存在那里。

　　從29歲那年第一次為避風浪來到哈瓦那，到古巴革命后離開，海明威斷斷續續在這個國家居住了二十多年，雖說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曾和他一起出海捕魚，但畢竟不是一條道上的人。他以前曾經說過，“我熱愛這個國家，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樣。除了出生的故鄉，此處是命運歸宿的地方。”海明威初到哈瓦那時，住在老城區的“兩個世界”飯店，在那里完成了《喪鐘為誰而鳴》。因為當時的妻子瑪瑟不喜歡住飯店，海明威才買下維西亞莊園。

　　我在維西亞莊園徘徊了許久，隨著黃昏的來臨，它顯得更加頹敗，由于年代久遠，樹根已侵入墻體和地基，白蟻啃噬著木塊，屋頂開始漏雨，樓梯也已經變形。在經濟封鎖了40多年以后，美國的“海明威基金會”擬向古巴提供200多萬美元的專款，用于修復作家的故居，但卻被布什政府阻止。白宮認為，提供這筆資金等于資助古巴的旅游業，財政部的一位官員聲稱：“我們不想出錢讓卡斯特羅獲益。”

　　誰是維夫萊多·拉姆

　　哈瓦那老城區是歷史遺產保存得最好的美洲城市之一，街道、住宅、廣場、噴泉、城堡、要塞甚至劇院無一不是由石頭堆砌而成。路過著名的老字號小酒館“五分錢”和“小弗羅里達”。

　　據說當年海明威經常光顧這里，我好不容易在“五分錢”找到一個位置，要了一瓶啤酒，價格早已經今非昔比，每瓶收費三美元。幾個吉他手在角落里低吟淺唱，比起大教堂廣場上的流浪藝人，無疑多了幾分悲涼，對顧客來說那是最好的下酒菜。在老哈瓦那盡頭，靠近河邊的一處地方，有一幢兩層樓房，外表不起眼，里頭布置得卻非常大氣，那正是拉姆藝術中心。

　　維夫萊多·拉姆(Wifredo Lam，1902-1982)被認為是古巴歷史上最偉大的畫家，也是第一個贏得國際聲譽的拉丁美洲畫家。拉姆的父親是純粹的中國人，母親是非洲人后裔。在世界各地，華人大多各自為營，以相似的生活方式存在，形成眾多的唐人街或中國城，惟有古巴的華人例外，他們與當地人通婚，并且改變了姓氏，例如李姓改成了劉易斯，這與古巴民眾對中國人的友好情誼有關。

　　無論我走到那里，人們都叫我 chino 或 chinito，比起英語里的 chinese 要悅耳親切多了。和我一起的西方同行對此無不感到驚訝，甚至有點兒忌妒。不過，參觀老哈瓦那的唐人街卻讓我有些失望，那不過是一條五十來米長的死胡同，入口處立了一塊牌坊，僅有的幾家飯店和肉鋪主人都是黑白混血兒，我只遇到一個自稱有華人血統的小伙計，還有一個小劇場在放映《紅高粱》。

　　拉姆出生在古巴中部的一座小鎮上，從小就顯露出藝術天賦，由當地的鎮政府出資去歐洲留學。除了戰爭時期避居美國以外(和安德烈·布勒東同船去了紐約)，他在馬德里和巴黎度過了大半生。或許是血緣的關系，拉姆的作品里有非洲藝術的影子，他與包括畢卡索在內的藝術家過從甚密，后者對非洲木雕感興趣主要受其影響。拉姆的三任太太分別是西班牙人、德國人和瑞典人，我們在藝術中心認識的一位古巴婦女對此耿耿于懷。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拉姆12歲時就為父親畫過肖像，可他本人從未到過中國。他的作品主要受超現實主義的影響，機械的部件、飛鳥的影子和光潔的頭顱時時閃現其中。從1939年起，拉姆干脆成了超現實主義的成員。除了繪畫以外，拉姆還和米羅一樣，做了不少以鳥為主題的金屬雕塑，只是在體積上小了許多。他的作品大多被紐約的MoMA、古根海姆和倫敦的泰特等世界一流的藝術館收藏。

　　哈瓦那朗誦記

　　在拉姆藝術中心的門廳里，我看到一幅“哈瓦那雙年展”的招貼畫，上面印著拉姆晚年的代表作《第三世界》，他創作這幅畫的時候，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雙年展已經揭幕，自費前來參展的各國藝術家超過一千，其中兩位注定要和我認識。我來古巴以前，我的德文翻譯曾給我介紹過一位哈瓦那的女詩人萊因娜。我于是通過萊因娜的一位鄰居給她打電話，她告訴我，有一位正在參加雙年展的墨西哥畫家正準備攜夫人到她家做客，問我可否和他一起來，那樣就免去找路的麻煩了。我找到那對墨西哥夫婦時才知道，先生佩德羅還是一位詩人兼編輯，而她的夫人安娜是洪都拉斯詩人。

　　安娜告訴我萊因娜和一般古巴人家一樣很窮，每次他們去看望她總要帶些食物和酒，我因此也在附近的商店里買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出乎我的意料，萊因娜的家雖然簡樸，卻布置得溫馨整潔，兩居室加上屋頂上搭起頂棚的陽臺，倒也舒適自在。萊因娜告訴我們，目前哈瓦那大學教授的月平均工資只有25美元，只夠全家下一次館子。我想起80年前，拉姆去歐洲留學時，當地的鎮政府還每月提供給他40美元的獎學金。

　　說話間萊因娜念了幾首新作，是一些政治觀念和幽默感較為強烈的詩歌。接著佩德羅和安娜各朗誦了自己的一首詩，我被這個場景所陶醉，四個詩人來自不同的國家。我用中文朗誦了一首舊作《夢想活在世上》和一首在麥德林寫的新作《飛行》，顯然他們第一次聽到這種語言的朗誦。接著我從口袋里掏出這兩首詩的西班牙語譯文來，萊因娜和佩德羅分別念了一首，從安娜和塞拉諾的表情來看，效果還算不錯。次年夏天，這兩首詩連同另外四首詩一起發表在佩德羅擔任編輯的墨西哥城詩刊《斷裂》，可惜我一直無緣造訪那座高原上的城市。留在我記憶中的依然是，波濤連天的哈瓦那海濱和萊因娜吟誦時那低沉的嗓音。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