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如果不是曾國藩回鄉(xiāng)組織湘軍拼死鎮(zhèn)壓太平軍、不是他開啟引進西方“船堅炮利”的洋務(wù)運動，晚清不可能出現(xiàn)所謂“同治中興”，清王朝可能更早就壽終正寢了。然而，盡管他對清王朝忠心耿耿、效盡犬馬之勞以保其江山社稷，但與機要幕客趙烈文的一次小小論辯，卻使他開始憂慮清王朝究竟還能支撐多久、其壽命到底還有多長。在《能靜居日記》中，趙烈文詳記了他與曾的這次談話及此后曾國藩對清王朝命運的思索。

　　只要沒有緊急繁忙的軍政事務(wù)，曾國藩晚上往往喜歡與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歷1867年7月21日晚，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趙烈文聊天時憂心忡忡地對趙說：“京中來人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zhí)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說：“天下治安一統(tǒng)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說，現(xiàn)在“天下”統(tǒng)一已經(jīng)很久了，勢必會漸漸分裂，不過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權(quán)威，而且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所以現(xiàn)在不會出現(xiàn)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jù)他估計，今后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臺，然后出現(xiàn)各自為政、割據(jù)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fā)生這種災(zāi)禍。

　　聽了趙烈文這番話，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南遷乎？”顯然，他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認為清王朝并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與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xiàn)的政權(quán)南遷、南北分治、維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樣。對此，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曾國藩反駁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chuàng)業(yè)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后君之德澤，未足恃也。”趙的談話確實非常坦率，他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軍因明亡于李闖、吳三桂因紅顏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guān)，所以“創(chuàng)業(yè)太易”；入關(guān)后為震懾人數(shù)遠遠多于自己的漢人而大開殺戒，如“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這兩點決定了清王朝統(tǒng)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來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純正，但善與惡并不互相掩蓋彌補，何況“天道”已給他們帶來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為十分豐厚的報答，因此這些后來君主們的“德澤”并不能抵消清王朝“開國”時的無道，仍不足補償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匱缺。對趙從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殘暴性這兩點否定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的這番言論，曾國藩并未反駁。沉默很久后，曾才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之隕”。“-”是宗廟中藏神主的石屋，“宗-之隕”即指王朝覆滅，曾國藩也預感到清王朝正面臨滅頂之災(zāi)。

　　當然，在一段時間內(nèi)，曾對此問題看法仍十分復雜和矛盾。雖然有時承認現(xiàn)在“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時又對清王朝仍抱某種希望，認為現(xiàn)在當朝的恭親王奕-為人聰穎、慈禧遇事“威斷”，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爛”、“根本顛仆”的結(jié)局。而趙烈文則堅持己見，認為奕-“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斷”反將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頹局，像現(xiàn)在這樣“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默運天心”頗有些神秘主義色彩，但在此更可將其理解成為一種“天道”、某種“歷史規(guī)律”，現(xiàn)在局面如此不堪，如無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僅靠現(xiàn)在這樣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修修補補，實則無濟于事，而奕-、慈禧均非能對體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難免分崩離析的命運。趙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見，不僅對歷史大勢看得透徹，而且作為一個遠離權(quán)力中心、根本無法近觀奕-、慈禧的“幕客”，對此二人的判斷卻準確異常，為以后的歷史所證明。奕-確是朝廷中少有的開明權(quán)貴，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與他有關(guān)，因此當時有視野開闊、思想開明之譽，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圖存最后機會的維新運動興起時，他卻堅決反對，證明趙在1867年對他作的僅“小智耳”的論斷不虛。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斷為其“威斷”所蔽所誤已為眾所周知，無須再贅。趙的眼光，確實老辣。

　　不過，曾對趙的論斷仍無法或不愿完全相信，總感到清王朝還有一線生機。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由于直隸管轄京城四周，曾國藩終于有機會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親王奕-及文祥、寶鋆等高官，在幾天之內(nèi)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見。對此，他當然備感榮耀，直隸總督之職位不僅使他能近距離觀察清王朝的“最高層”領(lǐng)導，而且使他能對全國的形勢有更多了解，這時他才知道國家的頹敗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料，而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對剛剛來到保定直隸總督府的趙烈文坦承自己對時局、朝政的失望，對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文祥、寶鋆、倭仁這些清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們的人品、見識、能力、優(yōu)點與弱點逐一分析點評了一番，分析點評的結(jié)果是他們皆非能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他們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加庸碌無為，曾國藩不禁哀嘆清王朝的未來“甚可憂耳”。最終，他不得不同意趙烈文兩年前的論斷，清王朝已經(jīng)病入膏肓，難以救藥。

　　歷史驚人準確地應(yīng)驗了趙烈文的預言，清王朝終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預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徹底垮臺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來的也是趙所預言的長期“方州無主，人自為政”、即軍閥割據(jù)的混亂局面。當然，曾、趙已分別于1872和1894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預言和預感“成真”，對他們來說，這或許倒是一種安慰。

　　來源：經(jīng)濟觀察報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