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干什么的

　　權利經濟學·秋風專欄·

　　關于大學的爭論

　　大學是干什么的？在一個世俗主義的、在一個追求效率的現代世界，這是大學、尤其是那些頂尖大學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歐洲的大學傳統形成于中世紀中晚期，因此，從一開始即具有強烈的宗教色彩，大學生主要是未來的神學人員。到了近代，世俗國家權力強化、公眾的世俗主義精神增長，大學的宗教性教育內容逐漸弱化，轉向世俗化。但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大學仍然以一種保守的姿態，保留了很多反現代的元素，比如，仍然沿用當初培養神學人員的課程，這包括拉丁文、古典等等。這些大學認為，大學的根本使命是傳承這些文明。在一些新興大學，比如，洪堡所創立的柏林大學，教授們則把知識本身作為一種崇拜對象。在紛亂的世界上，大學聲稱，教師和學生在大學內自由地探究乃是其自然權利。

　　也就是說，不管怎樣，在歐洲，大學拒絕了徹底的世俗化，拒絕完全服務于現實。不管是古典，還是那被神化了的知識，相對于現實的生活，總是具有某種超越性。大學因而也成為一個獨立而異常重要的社會制度。

　　歐洲大學傳統也傳到了美國。到上個世紀之交，這一傳統遭到工業化與大眾民主的雙重沖擊，大學不得不回答一個問題：大學的使命是培養工業社會所需要之員工，還是傳承文明、創造純粹的知識？美國社會與教育界紛爭不已，最終形成的美國大學模式則折衷于文明與實用之間，既培養學生之“通識”，也教給學生專業技能。

　　其實，類似的爭論，在大學創設較晚的國家，都會出現。

北京大學因其研究文科而自然具有傳承文明、更化人文的自覺，但工科比較突出的清華，都面臨一個工程師與文明的關系問題。1948年上半年，清華校園里的教授們就曾經為此進行過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從美國歸來的馮友蘭先生發表了《論大學教育》的演講，基本觀點是：第一，大學不是職業學校，不是宣傳機關，也不是教育部的一個科室；大學是傳授知識的部門，是獨立的追求真理研究的單位，是不受任何干涉的專家集團。第二，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而不是要把人訓練成工具或機器。只知道學習“有用”的知識，其實是無知的表現。

　　潘光旦先生也著有《論教育的更張》一文稱，人畢竟和螞蟻不同，螞蟻的分工是一種本能，人的發展卻有無限可能性。如果教育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讓學生像螞蟻似的掌握一種能力，那么我們的社會就會變成一個非人的世界。

　　不過，就在這個時代，大學真正徹底的世俗化、實用化正在或者即將發生。

　　人人都是工程師

　　在1950年代的東方國家，包括中國，實用主義成為大學教育的基本原則。大學主要是培養工程師，不管是文科大學還是理工科大學。大學取消了古典教育、通識教育。在哲學、歷史、語言等學科，他們畢業之后，將進入學校、報刊及各個單位，成為人們的“靈魂工程師”。經濟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學科，也需要某些專業技能，比如，制定計劃的技能，審理案件的技能，他們將成為“社會工程師”、“法律工程師”等等。

　　在此背景下，大量創建純粹的工科學院，培養“技術工程師”，也就是一件合乎邏輯的事情。純粹的工科學院也確實是東方國家大學教育的一個突出特征。除了上述大學的邏輯之外，也有另一個原因：這些國家相對于西方，屬于現代化的后進者，政府把發展經濟、也即推進工業化當作一樁根本性的歷史使命。因而，大學所要培養的，就是承擔技術任務的工程師。同時，這樣培養出來的工程師們也心無旁騖，專心于技術事務，而不會操心其他精神與社會問題。

　　如果說普通民眾就是螺絲釘，那么，大學所培養的就是工程師們。他們活動于不同領域，都為了實現一個單一目標。因此，1950年代之后，盡管大學教育發展迅速，但是，大學卻沒有培養出真正的“精英”。整個大學體制具有一種反精英主義，甚至是反智主義的傾向。知識僅僅是一種用于實現某個既定目標的簡單工具，而不具有更多價值。

　　教育部官員告誡今日的大學生不應再以“精英”自居。其實，大學生們以前也不是精英。那時他們讓人羨慕的只是，考入大學，就獲得了進入現代部門、進入城市、成為國家干部的資格，獲得了分配某些特權的機會。一個利益完全依靠國家的群體，當然不是精英。

　　隨后，大學面臨整個社會商業化的沖擊。大學開始按照經濟學的邏輯思考自己的定位：是否應當滿足一個追求財富的社會對知識的需求？大學所教授的知識內容確實發生了巨大變化，它開始培養“財富工程師”，當然，一些大學的“客戶”從政府變成了企業。

　　然而，財富工程師很快就出現飽和，于是，大學校長們準備調整自己的生產線。在8月26日的成都“大學校長國際論壇”上，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和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都提出大學今后應該大力提倡職業教育，培養更多藍領。經濟學家海聞指出了一個妨礙培養藍領的問題：目前高校的很多專業是從師資來設計，而不是從社會需要出發，偏重理論，缺乏應用性，導致大學在經濟改革中成為落后的一部分，這也是很多學生對所學專業不滿意的原因。兩位大學校長提到了美國的社區學院模式可以借鑒。

　　但其實，中國也許并不需借鑒社區學院模式，因為很多大學就是從大專升級換牌而來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長期以來，大學的基本精神就是將知識單純視為一種工具，其所傳授的，也正是實用性的、工具性的知識，以前是用來滿足經濟發展的單一目標，現在則是滿足商業所設定的單一財富目標。那些具有超越性的知識，則沒有得到應有發展。

　　在我看來，大學始終陷入一種身份迷失境地。大學、知識、教授，從來都沒有具有自己獨立的價值和地位，因為大學所教授的知識都是由外部設定的、實用性的。容我直截了當地說：那些看起來“無用”的知識，比如，古典教育，人文教育，才會讓大學看起來像大學，從而在社會體系中享有獨特而異常重要的地位，由大學、由精神引導社會、國家，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