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一部分人先特權起來

　　熊培云

　　近日，重慶公安機關出臺了十條服務經濟發展的措施，明確提出將為128位知名企業家提供專門保護，通過“保護知名企業家聯絡辦公室”，協調各級公安機關和各警種，保護企業領導人尤其是知名和民營企業家的生命財產安全(見9月25日《京華時報》)。

　　無獨有偶，此前推出的類似政策還有漳州市教育局給百位納稅大戶的“中考子女加20分”的照顧、杭州建德市政府為60多位投資者發放的具有多項優惠政策的“綠卡”，就在不久前河南省沁陽市政府頒發的“沁陽榮譽市民證”。據稱除刑事案件外，凡是被沁陽市政府“榮譽”過的投資者，在執法部門進行人身、車輛、住宿檢查時有豁免權……凡此種種以擴大招商引資、推動地方經濟為名的“特權贈予”，難免讓人對權力與資本之間的互惠互利浮想聯翩。

　　如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莊園》里所諷刺，“所有的動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動物更加平等”。公權力賦予企業家們“超國民待遇”的這些規定為我們展示的則是“杰出經濟動物更加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重慶市的這個新政所要表達的卻是，在執法者面前，人本來就不平等。

　　按重慶公安機關的這個規定，“知名企業家”需要重點保衛。考慮到公共資源的有限配置與隨之而來的重新分配，有“重點保護”就意味著有“不重點保護”。沒有人知道生活在重慶的“知名企業家”生活是如何陷入巨大的不安的，以致要該市公安機關如此“專門保護”；也沒有人知道為什么被“專門保護”的沒有第129名，是因為他知名度不夠高？還是因為不夠危險？

　　回顧近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最早的出發點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而，當這種“特權贈予”開始與“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掛鉤時，人們不禁疑惑起來。在一些地方，由于公權力在推出公共政策時沒有得到有效的監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已經異化到了“讓一部分人先特權起來”。當這種異化開始蔓延，人們有理由擔心，公共決策改革的滯后性正在一點一滴地吞噬經濟改革的成果。

　　近年來，人們常說中國社會彌漫著一種“仇富心理”。事實上，絕大多數人之所“仇”既不是“財富”，也不是“富人”，而是不公平的財富生成機制與富人保護機制。換言之，人們真正“引以為仇”的是社會不公正，是公權力的“嫌貧愛富”，是弱者的權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輕視。所以，表面上看，重慶公安機關“重點保護”知名企業家的安全，實際上是在為“仇富心理”推波助瀾——這種在公共資源上“劫貧濟富”的挪用，正將這些知名企業家推向真正危險的境地。

　　不可否認，企業家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創造財富者并非只有企業家。否則資本家何苦要跑到五湖四海招工？如果我們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原則，那么作為經濟秩序的維護者及公共產品的提供者，政府理所當然最應提供的便是社會公正。任何公權力都必須恪守法的精神，而不能為求一己之私搞“法外施仁”。無疑，對于一個成長中的公民社會而言，賦予公正就是最大的仁慈。

　　這種“法外施仁”、“見錢法開”同樣會讓那些被“重點保護”的企業家與投資者深感不安。精明如企業家者知道，這種“重點保護富人”的公共政策的出臺，真正保護的是“富”，而不是“人”。所以，這種并不符合程序正義與社會公平的所謂“特權式尊重”，注定只是一場隨遇而安的“露水婚姻”，是一場隨著財富變遷波動的“你方唱罷我登場”。

　　道理其實很簡單，凡是通過非正義程序所獲得的“尊重”，同樣可以通過其他非正義程序拿走。最不幸的是這個社會，當一部分人特權起來，它將在“厚此薄彼”、“嫌貧愛富”的公共決策中屢受傷害，從此遠離秩序與公義。

　　(作者系資深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