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有恃無恐 媒體有心無力

　　社論

　　6月中，《第一財經日報》刊發了兩篇有關富士康集團的報道，認為其在深圳的工廠普遍存在工人“超時加班”的問題。7月初，富士康集團向深圳中級人民法院起訴記者王佑和編委翁寶，并提出財產保全請求。法院隨即查封了兩人的房產、汽車和存款。此案一經披露，立刻引起媒體與學者的熱烈討論。在具體的法律程序細節之外，此案也被擴大解讀為資本與媒體的對峙，對峙之中雙方力量強弱懸殊，讓人心驚。

　　毫無疑問，企業有權保護自己的名譽，媒體也必須為其報道的真實性負責。但是，富士康集團此番維權，卻讓人讀出了“淫威震懾”的意圖:第一，富士康沒有直接起訴報社，而是選擇了記者與編委個人。被告者不僅經濟能力與社會活動能力都明顯更加弱小，而且他們是直接操作新聞報道的具體個人，對他們的威懾，可以最有效地防止類似負面報道在未來重現。第二，富士康以其強大財力為后盾，提出了財產保全的極端請求。在開庭以前，案件是非明了以前，被告人的財產已經遭到查封。不論報道是否屬實，不論案件最終如何判決，恐嚇新聞工作者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達成。用當事記者王佑的話講，以后還有哪個記者敢去揭企業黑幕？雖然控訴指向的是具體的兩個記者，但是受到震驚的確實是整個新聞界。

　　有學者指出，法院在立案對象上存在問題，施行財產保全疑似偏袒。但是現在沒有證據表明，富士康集團與法院之間有不正當的關系，只能說企業利用了法律的漏洞，有效地將財富轉換為權力。富士康集團總裁郭臺銘與媒體的互動，一貫有其“強烈的個人風格”，而且富士康在臺灣被認為“好訟成性”，此案手法嫻熟，并不意外。但是恃財傲物者，絕不只富士康一家，從財富到權力的轉換，也不只發生在法律程序中。實際上，如果沒有獨立的監督和健全的法治，大型企業揮舞財富的魔杖，可以賄賂政客，可以收買媒體，甚至還可能把公權力變成巨商進一步斂財的工具。財富就是權力，這從來都不是秘密，但是必須防止財富權力在經濟領域之外蔓延，這是現代社會的常識。

　　可是，在發展中的中國，企業家被社會嬌寵，一個效益良好的企業，因為對區域經濟的重要作用，常常可以得到社會各界的偏袒與保護。財富權力不僅缺少有效制約，而且趨向膨脹，社會博弈能力非常強大。與之對比的，正是媒體的艱難成長與備受擠壓的弱勢地位。

　　一方面，媒體有輿論監督的重要使命，但其報道與言論的權力始終缺少專門法律的充分保護。此次富士康案，有專家特別指出，言論立法的缺失，讓記者和報社都處于被動的地位。另一方面，媒體在市場化改革中成長，需要依靠商業廣告自食其力，對企業具有一定的依賴性。再加上媒體整體起步較低，全行業的抵抗能力較弱，因此對廣告客戶妥協的事件時有發生。財富集團依靠財力直接向媒體施壓，已經屢見不鮮。《第一財經日報》此番挑戰

　　富士康事件，是財閥干涉媒體行為的升級，從收買變為恐嚇，從以財力施壓，變為通過公權力威懾。其中暴露了一個缺少約束的強大資本的有恃無恐，在這一有恃無恐下，資本認為媒體可以輕易地被恐嚇，被操縱。這，應該不僅僅只令媒體感到尷尬和恥辱。然而，市場競爭與社會分工，要求媒體必定要成為監督力量、社會自我清潔的力量。媒體的這一特性使得它天然具有進攻性，因此必然引來被監督者的反擊。可以說這職責讓媒體格外脆弱。但是，監督是媒體的本職工作。所以，即使其監督權益不能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即使總是要經受來自被批評對象的壓力甚至報復，即使記者被很多地方與機構列為最不受歡迎的人，媒體也仍然會堅持其監督批評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