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案中可疑的第三方力量

　　關注“富士康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案”

　　長平

　　任何一場糾紛案中，第三方力量不可或缺，否則它就會成為當事雙方弱肉強食的野蠻對決。可以說社會文明就是不斷地尋找和確立第三方力量的過程，政府、媒體、法院、工會和其他若干社會組織都是為扮演這個角色而產生和發展的。在眼下正熱炒的富士康案中，檢討一下第三方力量，會發現一些耐人尋味的東西。

　　富士康案先后包括勞工案和索賠案。勞工案即指媒體揭露其工廠工人的工作條件、加班超時、最低薪資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由于個體工人的力量和強大的資本勢力相比，實在是弱小得不堪一擊，所以近現代工人運動發展出若干第三方力量來維護勞工權利，比如工會組織。但在此案中，工會組織出奇地保持沉默，只有國內外幾家新聞媒體充當了這一角色。

　　于是，當富士康將媒體告上法庭之后，媒體成為索賠案的利益主角之一，它在勞工案中的第三方力量角色變得模糊了。在索賠案因為其標的額巨大而成為輿論焦點之后，勞工案雖然仍是其主要內容，但是也被屏蔽了不少。試想如果媒體因為怕恐嚇和麻煩而尋求和解成功——事實上當事媒體已經做過這樣的努力了，臺灣那個同類案子也是這樣收場的——勞工案將會被徹底掩蓋，更不用說媒體敗訴了。不用說，這正是原告發起這場官司的意圖。

　　就索賠案而言，最正統的第三方力量自然是法院了。令人遺憾的是，一開始法院的公正和嚴謹就遭到質疑:記者和編委是否應該被確立為被告？是否應該裁定對他們進行財產保全？尤其可疑的是，因為訴訟費收取制度，法院從高額索賠標的中獲利更多，使得法院有可能成為積極推動立案的利益角色之一。

　　就算對法院的質疑僅僅是提醒，目的是寄望其公正執法，那么我們可以試想開庭審判以后，法院會根據什么來作出判決？當事雙方會提供什么樣的證據？記者可能會出示采訪筆記和錄音，乃至請出證人。富士康方面呢？根據已知材料，除了他們自己的工資表、員工證言之外，最中立的第三方力量恐怕就是

　　這多少有點諷刺意味，在媒體大量曝光富士康工廠的勞工狀況，成為輿論熱點之后，只有其合作伙伴蘋果公司挺身而出，展開為期十個月的調查并向社會公眾提供結論。我不知道富士康是否成立工會，如果有，那么它在這個案子中的隱身也是咄咄怪事了。

　　這兩種第三方力量的缺位使得蘋果公司的調查結論成為主角，恍若一個獨立的第三方力量。蘋果公司固然有主張社會責任的傳統，也有國際勞工組織的壓力，但是無論如何它都是利益鏈中的一個環節，它的調查結論，雖然確認富士康超時加班違反《勞動法》、工人居住環境不理想等事實，但表示總體上對富士康是滿意的，這單生意顯然還要繼續下去。這個調查結論已經遭到國際勞工組織的質疑，而我們這里的相關部門仍然沉默。

　　令人憂慮的是，這些沉默并非偶然的疏忽或懶惰，而是利益邏輯的必然結果。從大的環境來說，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正是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有主流經濟學家早就說了，提高工人的工資會削弱我們的優勢，關注勞工狀態正好符合國外企業和勞工組織的利益。于是，公平正義和人的生存狀況面臨著利益的挑戰，也面臨著和發展的關系協調。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權力可能膨脹，媒體自揭黑幕需要勇氣，網絡上看似熱鬧，現實中這樣做的財經媒體其實非常孤單。

　　強弱對比如此昭然，如果第三方力量變得曖昧軟弱，任由當事雙方赤膊對決，其結果可想而知。事實上，官司還沒有開始，記者一方就已經不勝壓力了。

　　(作者系《南都周刊》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