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權力的延伸與傳媒業的困境

　　翁寶

　　這是我近10年媒體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時刻，與我一起承受的還有我們的記者王佑、我們各自的家人、《第一財經日報》的諸位領導和同仁、眾多富有使命感的媒體同行們，他們都在承受著來自我個人曾經尊敬的臺灣首富郭臺銘先生的壓力。這種壓力一半來自郭先生的“驍勇”的個性，一半則來自郭先生的財力。

　　因為王佑的報道，作為記者的王佑和作為王佑“領導”的我遭遇了所有財產被查封的遭遇。這種拋開報社，直接針對記者個人的訴訟；這種以巨額索賠為開局，以巨額訴訟成本為威懾的訴訟形式；這種以法人開戶銀行為擔保，直接申請查封記者個人私有財產的方式，凡此種種，顯然是在挑戰作為一名記者起碼的職業權利和尊嚴，顯然是在挑戰傳統的媒體糾紛處理形式，并極致地威逼新聞從業者個人所能承受的極限。

　　在這樣的壓力下，我們承受了一個多月時間。在這一個月里，我個人一直與諸位同仁堅持的是，出于對企業的理解和對郭先生本人的敬重，以最大之耐心，以最大之誠意，達致雙方的協調或和解。但是，面對一個傲然的企業機器(他們自稱為成吉思汗)和“驍勇”的企業性格，我們的誠意沒有得到起碼的尊重，就如當初悍然以這種訴訟保全方式把我們送上法庭，把我們的財產悍然查封一樣，這樣的“強勢心理”今日依然延續。

　　報社的聲明昨天發出去之后，手機就一直響個不停，有各位新聞界的同行，有眾多北大的校友，還有許多法律界人士，其中，《商務周刊》的主編高昱先生的一番話讓我戚然：今天是你被查封，明天可能就是我了。

　　是啊，媒體從業者或許從來沒有遭遇這樣的困境，他們或許很少意識到：在一個企業權力急劇延伸，在一個法律體系對新聞從業者保護日顯單薄的今日，傳媒業會是怎樣的一種“高危行業”——無論你是怎般的善意，無論你是怎樣地努力，無論你是怎樣地接近事實本身。任何一方都可能會以法人的身份對任何一個記者的任何報道疑問提起高額的訴訟，并申請訴訟保全查封記者的私有財產。

　　這就是此事的潛含義，也是媒體未來可能的生存現實。如果事情真如一些人所判斷、所演繹的話。

　　我的父母還不知道這事，我知道在鄉下年邁的他們不能經受兒子再小的小事，更別提這1000萬元巨額的索賠。王佑的存款之中，一部分是她的母親為她私下存的嫁妝，而那房子則是她父母窮畢生之力艱難而買，一個僅僅需要女兒幸福展開的母親，在她的退休之年卻要遭遇這樣的痛苦。我能夠感覺的是，王佑母親此刻的擔心和恐懼——這種恐懼仿佛施加于每一個新聞業同仁的父母親，各位同仁都將會因為這個案子本身的進展而經受。

　　這段日子，我還會與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經歷和思考，告知各位此事的進展。謝謝各位的關注！謝謝從現在開始一起與我們經歷這段歲月的人們！你們的善良支持著我與王佑。(作者為本報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