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合同法(草案)》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期間，引來了針鋒相對的兩派意見。有的認為為了糾正當前嚴重傾斜的勞動關系，應當強調保護勞動者的利益，另一方則認為作為法律條文，這部法律提高了保護勞動者的標準，影響了勞資雙方的平衡。究竟孰是誰非，可能最終取決于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勞動關系。

　　對于廣大勞動者來說，違法用工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勞動保護和福利很差，記者在前門那家小餐館為員工提供的“宿舍”看到，十個女孩擠在一間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地下室小屋里，即使是白天仍然很黑暗。這些來自他鄉的年輕女孩每天早上九點出去，忙活一天后晚上十點多才回，回來后倒頭就睡。在隔壁街面上擺攤的一位姓張的大爺說，“這里的餐館經常換人，太累了，沒有幾個人受得住這種苦。”“一次性員工”的戲稱中其實包含了打工者們太多的血汗和淚水。

　　而對于企業，說起勞動標準來其實也是滿腹苦水，當企業遵守法律照章繳納社會保險費用時，就會發現其實這是一筆很驚人的數目。廣東一家日資電子設備制造廠廠長告訴記者，他們全廠800多職工，只給一二十名管理人員買了社會保險。“如果給所有職工都買社會保險，我們的人工成本要增加60%左右。況且，在我們這樣的制造企業中，普通工人中20%至30%的流動性是很正常的，合同常常是一紙空文。當企業處于活計少、收入低的淡季，很多打工仔抬腿就走，企業要是全部都給他們買社會保險的話肯定就沒法運轉了。再說，現在社會保險又不能異地帶走，無法延續，工人因此積極性也不高，客觀上也給社保的普及帶來障礙。”據了解，目前中國參保企業所承擔的

　　高昂的社會保險繳費率對中國這個以勞動力價格低廉著稱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提高了產品成本，企業主們和一些經濟學家擔心的是這將最終損害了企業競爭力和就業增長率。無形之中，這就把許多人擋在“守法”的門檻之外；再加上草案中對終止勞動合同提出了新的經濟補償標準，提高企業解雇成本，相當于給本來就偏高的管理標準進一步“加碼”，其結果就是有可能使得更多人違法，而執法卻更為困難。

　　高標準還是嚴執法？事實上，不管法律制定的標準有多高，如果把不能把執行力看作第一位，那么慣于不守法的企業仍舊可以繞開法律，制定再高的標準也沒用，影響的只是原來就守法的那些企業。因為對于企業來說，生存永遠是第一位考慮的要素。

　　年初發生在法國的大規模騷亂正是對中國的警示。正如一些媒體的評論，法國的“癥結”就在于國家福利政策顯得過于“優越”。這種優越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國家財政負擔驚人，經濟增長遠遠低于其他歐盟國家，就業情況也愈加惡化。

　　同樣，比較美國與西歐的勞動關系法律也可以看出，美國更多地體現了“雇傭是企業的基本權利”這一觀點。而西班牙、法國等則出現高技能的年輕人卻找不到工作的現象，因為他們的法律過于保護在崗者，“困難解雇”的結果是對新加入的人造成了損害。上個世紀80年代初，美國的失業率處于上升趨勢，歐洲的則一直比較低，而到現在，美國的失業率則在下降，歐洲的反而上升。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我國在企業管理上才剛剛從計劃經濟“能進不能出”的僵化體制中“解套”，如果企業對績效不好的員工不能調整崗位，工作安排須經過員工書面同意才能實施，那么績效管理將很難發揮作用。在當今中國尚處于需要“充分就業”的現實國情中，只有把雇傭權利更多地放在企業一方，才能真正把“

　　本報記者:曹瀅 實習生:徐建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