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國華

　　一

　　上個世紀80年代武漢的三所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理工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在當時全國都是非常有分量的，首先要從三位校長說起。

　　華中工學院的朱九思先生是當時最年長、資歷最深、最以嚴謹著稱的大學校長，武大的劉道玉先生則是當時中國最年輕，也是改革最激進的大學校長，再一位就是華中師大從學術生涯中走出來的校長章開沅先生。

　　三位都是全國最有個性的大學校長，但他們的風格儼然不同。章開沅先生是個儒雅的學者，他在教育界是以一個學者的姿態和眼光治校。十年前我請章先生講座，他告訴我，他當校長時教育部召開的會他基本上都不去，幾乎不跟上級官員打交道，只是做自己的學問。“上面要我干什么，我覺得可以就做；我覺得不可以做，就讓副校長去應對。”

　　朱九思是從延安出來的一位老革命家，他做校長，把華中工學院治理得非常嚴謹，井井有條，整個學校就像一個高速運轉的機器。華工培養了一代一代標準化的大學生，所謂“學在華工”的說法，就是在朱九思時代留下來的。

　　當時的武漢大學在全國以最自由、最開放、最激進的形象被看成改革開放的先驅。在劉道玉時代，武漢大學做的很多教育改革嘗試，直到今天中國絕大多數大學也沒有超越。比如推廣學分制，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專業，可以轉系，所有課程可以選修，甚至可以不聽課自己研究，校園文化非常活躍。現在的武大已經沒有當年的氣派，但據說仍保留著一些痕跡，如

　　1988年，劉道玉先生退出武大校長職位，是在他個人名望的高峰上退出的。去年，劉道玉先生又重新走上媒體，出了一本書叫做《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在北京一個新書發布會上，很多武大校友回憶起當年的往事，激情澎湃，非常驕傲他們有這樣一位校長，給了他們一生中最美好的記憶。我在場聽了也很激動，不過那個場合不敢說話，因為全是武大校友，地位都很高。但事后，我總覺得有什么要說，便寫出來交給道玉先生，發在他的網上。盡管我對武大、對劉道玉先生抱著很高的敬仰，但我以我的方式看到有一個普遍的問題。什么問題呢？

　　當時，很多武大校友都認同一種說法，武大是80年代中國的小深圳。小深圳，對所有中國人來說，意思再清楚明白不過了。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火車頭，武大是小深圳，是教育領域改革開放的先驅，所以武漢大學很驕傲。但是，我要強調，這個說法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如果把它放到整個世界，放到整個現代文明的進程中，就讓人莫名其妙了。

　　為什么呢？西方現代文明不同于自然主義的農耕文明，它是理性建構的文明。因此任何一個成功的現代國家，首要的關鍵，是要有一群文化精英，構成一個擁有特殊智慧的象牙塔，——大學就是現代國家的最高文化機構，最高的精神象牙塔，它是凝聚最高智慧的特區——它在精神上引領整個民族往前走。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能超越大學。

　　然而在中國的一個特殊時期，帶著整個社會往前走的居然不是大學，而是南方突然崛起的一個小漁村。武漢大學是中國的小深圳。武大的人還很驕傲，可這是中國特殊時期的特有現象。

　　與之相應的是劉道玉先生本人的命運。他60年代就是中國的風云人物，著名的反修戰士，從蘇聯被驅逐回國，周總理親自去迎接。70年代末恢復高考時他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后來回到武漢大學任校長。在那個新老交替的時期，這么一個耀眼的改革明星，這么一個年輕的知識型干部，只是在大學校長位置上一直干下來，八年沒有變化。

　　如果這是在歐美國家，那么這是太正常不過的。為什么呢？一位大學校長，尤其是名牌大學校長，當然是全社會最高的權威，他與其它任何官位無關。比如說牛津、劍橋大學校長當然是社會最高的精英，最高的精神領袖，他們的社會威望是部長、市長們沒法比的。即使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中國，省長見名校校長都還要拜見呢！

　　二

　　我認為，只有哲學家、思想家，只有具備最高智慧的人，才有資格做大學校長。我們今天的大學校長是些什么人？科學家，工程師，思想教育專家，經濟學家。中國今天最沒有腦子的人出自三類：一是經濟學家，二是新聞記者，三是娛樂明星。他們往往陷入急功近利中，陷入名利場上，陷入時尚潮流中。單純的經濟學家是沒有資格做大學校長的，為什么？因為他一心想著的是怎樣生產東西，可大學是生產人的，讓他來做大學校長行嗎？當然不行！大學要培育的是整個民族最高的精英，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而不是為增長GDP的，不是服務于老板，不是聽命于上司，不是取悅于利益集團的。院士也不一定有資格做大學校長，他們也是研究客觀對象的，擺弄一個東西的，而且中國院士里有全面的思想家找不到幾個。大學校長應當是這個民族的獨立思想者，應當是哲學家。當然，如果他既是思想者、哲學家，同時又是院士，又是經濟學家，工程師，那倒是可以的。當然，我這里說的哲學家是那些高屋建瓴的獨立思想者，不是那些吃哲學飯的人，那些死啃書本的人，更不是那些借哲學之雅名來謀求現實利益的人。

　　人才，這也是中國特有的一個概念。人才是什么呢？中國大學培養的人才都是工具，都是螺絲釘，都是為某個東西服務的。大學培養的是人“材”，而不是“人”本身，不是有獨立內心世界的人。人才是干什么的？是被領導用的，被老板用的，是做打工仔的。所以這才出現了前面講的不可思議的事，武大很牛，它說自己是小深圳。

　　三

　　什么叫與國際接軌？如果認洋人的智慧才是智慧，這注定是沒有前途的，這早已經由拉丁美洲證明了是一種災難。

　　最近幾年人們才發現，中國社會自主開發與創新能力嚴重不足。要自主創新，怎么搞？建幾個院士樓，引一群洋教授、海歸教授來，大把的錢，什么工程，什么學者，什么博導群，就能創新嗎？

　　我們知道“文革”結束的時候，全中國人民都學習陳景潤，人們相信沒有林彪、四人幫后的中國大地，無數個陳景潤將會如雨后春筍般成長！結果呢，陳景潤死掉后，中國大地上一個陳景潤級別的數學家都沒產生。要知道，陳景潤在當時中國并不是一流的數學家，比他高的數學家還多呢！中國今天的數學又如何呢？物理學也是一樣。中國生物學曾經有世界超一流的水平，袁隆平就是超一流的科學家，人工牛胰島素合成也是一般的諾貝爾獎不能比的。二十年前，中國科學家每年總有幾項被世界承認的科學成就來，國家科學技術的一等獎沒有空缺過。十多年前，中國經常一年拿不出任何可以獲得一等獎的成就，而且隨后連年空缺，到現在已經難得哪一年不空缺了。

　　十年前，我們一聽說“院士”便肅然起敬，頂禮膜拜，五體投地。可是現在你在網上搜索，有關院士的語氣，除了官方話語，可能有一大半不那么恭敬了。四年前我的著作出版時，有一位與我曾經關系密切的院士，因為我書里有一句“院士博導滿天飛，博士碩士遍地滾”(現在碩士應換成博后了)，他老人家從此再不理我，否則無法向其他院士同行們交待。我們已經知道袁隆平雖然是美國科學院院士，但不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報上還說，上海有位年輕院士自曝自己在美國也就相當于副教授水平。

　　為什么會這樣慘呀？不是沒有錢，而是大學精神的缺失。現代文明是先有一種理念，一種法理精神，一種科學精神，扎根在每一個人內心深處，尤其體現在知識精英們的追求中，而這些知識精英的堡壘就是大學。

　　四

　　現在你到華中科大去，已經買不到140平米以下的房子了，要買就160、180、260平米！你想，一個大學教授在二十年里就這樣把房子從80平米折騰到100、120、150、180、260平米，一套不夠，再折騰第二套，第三套。他還能靜下心來追求一種純粹的智慧嗎？

　　一個真正的大學教授，他人生最大的關懷，最大的快樂，就是追求智慧。歐幾里德幾何是沒有用的，希臘哲學家像泰勒斯那樣，赫拉克利特、畢達哥拉斯、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托勒密、阿基米德那樣，都追求著一種沒有用的智慧，為求知而求知。這種智慧是嵌入了人們內心深處，建構成為一個獨立的世界，而正是從這個內心世界里走出的人們，最終才能改變外部世界。

　　我們中國人喜歡說走出象牙塔，其實要害在于，我們根本就沒有象牙塔。

　　好幾年前，曾經寫過《新大學人》的王東華先生跟我說，他永不再談大學問題，因為大學不是我們這些小人物談的，談了也白談。的確，在中國，大學似乎已成為一個“權貴”話題，不像足球，誰都看得出哪個是假球；不像超女，誰都有資格投她一票。為什么呢，是我們這個民族特別崇尚文化，敬畏大學嗎？不是，是由于思想的普遍貧乏而產生的權威迷信，這也造成了小人物不敢懷疑，青年人不敢批判，而那些權威本身又矯情、虛假與做作。某些大人物無恥作秀，穿著皇帝的新衣招搖撞騙，更加劇了大學的腐朽。

　　譬如說，北大清華等名牌大學在北京市錄取比例超出其它省份的十倍以上，北大錄取的北京學生就占了13%，全國人大代表溫俊義的統計甚至達到17%，這首先是一個嚴重的招生不公平問題。可是，你看那些名牌大學校長說了什么呢？我們為他們感到臉紅，回避不公平的實質問題，赤裸裸地為優勢群體辯護，公然詆毀不發達地區學生的智力水準。什么北京生源素質高，什么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背后完全是權力思維。社會對大學的支持是天經地義的，這種支持沒有任何理由獲得市場意義的回報，何況首都是全國人民的首都，并不是首都市政府的首都。這是所有人有正常思維都看得到的，難到名牌大學校長會看不到么？

　　再譬如說，每所大學都在應付各種各樣的評估，怎么應付呢？是形式主義，文牘主義，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花半年時間，甚至把正常教學與研究事務都放下，甚至暑期不放假，去建立各種應付檢查的檔案，填寫無數重復啰嗦的表格，制作各種給外人看的手冊。我所在的學校還要求準備幾年來各門課程的兩套試題庫，標準答案，學生考試試卷，沒有的要求組織學生造假。至于有幾門課能讓學生真正有所收獲，有幾堂課的老師能夠讓學生不睡覺，有哪些真正在思想、真正在做學問的教師需要支持，學校提拔出來的優秀教師有幾個真能給學生智慧的，天曉得。

　　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應當怕孤獨，孤獨才有真正的內心世界，真正擁有了內心世界的人，能夠以自覺的行動走向普遍的價值與理想，也就超越了孤獨。

　　任何人唱高調的時候要警惕！我剛才唱了很多高調。人都有兩面，理想與現實，這兩者一定是同時存在的，不是一個先一個后，先現實就沒有理想，先理想也根本達不到現實。中國知識分子根本不是沒有經濟基礎，絕大部分人其實生活得很優越。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講師，1994-1997年開創華中理工大學人文講座，策劃并主編《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首卷，形成大學人文教育典范，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