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

　　傳媒日前廣泛報道，廣州海關、地稅、國稅等廉政“高危行業”的500名青年公務員莊嚴宣誓，“以后當了官永不貪污”。正式誓詞響當當的，“我宣誓，我是一名國家公務人員，忠于職守，愛崗敬業，廉潔奉公，無私奉獻；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依法履行國家賦予的各項權力；恪守職業紀律和職業道德，不徇私情，不謀私利，不濫用權力；自覺接受群眾的監督，當人民的好公仆。”這類事情似乎時有耳聞。就像傳媒羅列，山西256名新提拔的廳局級干部進行了廉政宣誓，江蘇國稅進行了廉政宣誓……宣誓真是何其多也！

　　有評論者善意地指出，這種宣誓作用可能微乎其微，但總還是“有比沒有好”，起碼對于有良心的官員還是有一定的震懾作用的。其實，面對國家公務人員的濫用權力、公權私用、貪污腐敗，我們對于這些有點見慣不驚的宣誓，確實也只能做這種不咸不淡的善意理解了。問題只是，各地公務人員，從高級干部到剛剛入行的初級

　　人是復雜的動物。他可以是道德人，高尚起來的時候誰都會感動。因為他高尚得不計較個人一切得失，毫不利己、專門為人。但他也可以是經濟人，斤斤計較、患得患失，除了自己的得失，別人的得失不在關心的范圍之內。同時，他還可以是政治人，對于權力如癡如醉、陰謀陽謀一齊上陣，將對手置于失敗境地。不是說人只能是這些假設的人中間一個特定種類。無論怎么說，人都是社會人。他在實際的社會處境中，可表現為其中任意的假設形態。在生活中他究竟具體表現為啥樣子，就要看他處在什么樣的環境和條件中了。假設的道德人、經濟人、政治人不是真實的人，但是為我們觀察真實的人提供了工具。當利益擺在人們面前的時候，他的道德心可能發作，發揮限制他的利欲心的作用。但是一般說來，利欲心比道德心更真實、也更現實。當一個人在謀取權力的過程中，發誓要將公共權力公共使用的時候，他的道德心也許是真誠的，但是他有朝一日真的握有權柄的時候，政治權謀的嚴酷現實會將道德心蒙蔽。這就是一個人所共知的現代道德事實。

　　我們不否認，剛剛加入公務員隊伍人員在發誓當官決不貪污的時候，剛剛上任的高級職位的官員在發誓決不公權私用的時候，道德上都是真誠的。因為，就在發誓的當下，他的良心是處于發動的狀態，他自己和同事的真誠也具有相互傳遞的功用。發誓的現場，是一個道德功用發揮絕對引導作用的場所。這個時候，不論作為新加入公務員的你有什么樣遠大抱負，都還沒有變現的當下性。所以，在對未來預期的時候，與職位、與權力相關的利益，還與發誓現場沒有任何瓜葛；這個時候，不論作為新晉的高級官員的你有什么要施展的宏偉藍圖，也都還沒有到動員資源的關頭。因此，在沒有與權力相關的利益發生關聯的情況下，你也可以將自己盡情地安頓在自我信任的位置上。

　　問題在于，發誓完畢之后，真正進入了工作狀態，你的位置與權力開始起作用，相關的利益關系開始圍繞在你的身邊，你的一個言行決定一個商業行動的成敗、影響一個部門甚至一個地區的發展，而你可以在這么辦的同時又可以那么辦，似乎還不至于導致前途毀滅——利益與用權兩相得益，此時你發誓的那種道德純粹性就會經受利益誘惑的功利性考驗了。并不是說公務員、領導都是在違法與犯罪的邊緣謀求利益，以至于利益變成了他們喪失公心的唯一導因。有時候利益實在來得不經意，而且沒有任何風險。好像還不違背你的道德誓言，你如何抉擇？這個問題事實上一開始就擺在了公務員的面前，并不需要等到他當官了才成為一個問題。只不過一旦當官，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導致的社會危害就大了。

　　于是，與其倡導、相信并普及發誓倡廉，不如引進嚴密的制度程序。即使你想貪，也因為制度嚴密，想而不得。從而真正保證道德發誓成為行動現實。所謂發誓賭咒頂不住利益誘惑，道德宣稱不如制度制約，申明的就是這個道理。

　　(作者系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