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教授 胡培兆

　　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這個論斷是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說：“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既然是這樣的一門科學，就要注意到，各國生產和交換的條件是不同的；就是在同一個國家，各個時代也是不同的。野蠻人的弓箭、石刀，同文明時代的蒸汽機、紡織機不可比；英國有鐵路、銀行、票據投機、交易所破產，火地島的居民卻沒有達到這樣的發達程度。“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

　　恩格斯關于政治經濟學是歷史科學的論斷，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理，表明了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性。如果把政治經濟學看作是一成不變的，可以無差別地通用于全世界，只會葬送這門科學的生命力。馬克思、恩格斯不僅闡明了這個論斷，而且在自己的著作里始終貫徹了這一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就把一切經濟范疇都視作歷史范疇，只體現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他說：“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

　　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和同時代的經濟學家雖然對政治經濟學作出了不同的貢獻，但他們都沒有把政治經濟學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評價。杜林就把他自己的經濟學歸結為終極真理。凱恩斯身上也有杜林這種基因遺傳，他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第一章《正名》中說，過去一百多年來的經濟學只適用于資本主義的特殊情況，在正常的一般情況下應用起來就會非常糟糕，因為理論與事實不符；只有這部書是適用資本主義一切情況的，所以叫“通論”，“著重在通字”。他還特意在“通”字下面加個重點號。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錯誤見解。凱恩斯雖然有重大理論貢獻，但自以為“通論”就是古往今來的“終極真理”，未免有點像杜林一樣狂妄。試想，在亞當·斯密時代，不實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而實行凱恩斯的國家主義政策，資本主義能自由發展起來嗎？即使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在戰后起過挽救資本主義危機的作用，可在20世紀70年代它卻出現了失靈，需要新凱恩斯主義者的修正和發展，哪能自己說“通”就真的能“通”到底呢？歷史表明，任何經濟理論都擺脫不了歷史的制約，因而就有重商主義、重農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等等的理論發展和更替。

　　正因為政治經濟學是歷史的科學，所以后人就要以歷史的觀點看待以往的學說，不能不加思考地照搬照抄，用以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還是恩格斯說得好：政治經濟學不是我們的奶牛。他批評當時的德國在馬克思的《資本論》問世之前，“我們這個出思想家的民族，直到現在為止，在政治經濟學方面貢獻如此少”；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不過是抄襲或編纂外國人的理論而已，沒有認真的研究和自己的創見。因此，他鄭重地提醒人們，“政治經濟學不是供給我們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認真、熱心為它工作的科學。”我國今天的情況與那時的德國相比，當然有著很大的不同。在經濟學領域，有許多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奮勇攀登的人，他們作出了或大或小的貢獻。但是，也有一些人把本本上的政治經濟學、把這樣那樣的外國模式當作“供給牛奶的奶牛”，只停留在教條式的理解上，習慣于簡單地套用。顯然，這是有礙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的。

　　社會主義的實踐發展到今天，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但也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些新情況、新問題，同時給了我們許多新靈感、新思路。面對時代變化和實踐需要，我們應當不避艱險、勇于探索，努力創新和發展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不能再一味地坐享其成、無所作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