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春/文

　　19世紀晚期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破殼而出之時，其重要的締造者顧拜旦，內心滿盛工業革命投下的長長影子——那場蓬勃的第一次全球化經濟活動，在很短時間內重塑了多個大城市的面貌，決定了多個大國或強盛或衰落的命運。

　　毫不奇怪，顧拜旦由此將奧運五環的內涵，更多同科學、理性、進步和追求完美聯系起來。

　　進入20世紀80年代，當電視和商業的力量，在數十年內，將奧運五環的內在“權力”，推升為“全球化超級運動”，其生發的經濟和社會影響，早已大大突破了顧拜旦先前設定的理性敘事模式。

　　在8月8日《第一財經日報》邀請的多位專家和商界人士看來，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則是一個奧運歷史上突破僵硬、釋放個體的轉折點：財政危機逼使當時的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尋找和挖掘出尤伯羅斯這樣的商業天才。其強大的議價能力，加上動用大量聞所未聞的市場化手段，創造了至今仍被不少研究者視為“經典”的一屆奧運會。其中，1.45億美元的破紀錄盈余，和數量龐大的志愿者隊伍，更讓人記憶深刻。

　　20世紀90年代以來，個性消費主義和互聯網的相互作用，加速了這種“抹平”趨勢，并重新定義著奧運會的主訴求。工業革命過程中逐漸積淀的區域、國家、社會內部之間明顯的“落差”，從商業和文化兩個主要維度，被不斷瓦解。

　　但這種非政治化和全球商業的“抹平”作用，又使得1984年之后的多屆奧運會想要傳達的聲音驟然多元和混雜。聯系到這個龐大的運動會，大都融合了主辦城市或所在地區的龐大經濟、社會再造工程，許多時候甚至包含了整個國家亟欲實現的某些經濟、社會目標，要準確描述和把握奧運會“遺產”，并不容易。

　　但通過對1984年美國洛杉磯奧運會以來多份國際奧委會報告解讀，我們至少能大致構建對奧運會“遺產”的一個分析框架。

　　盡管包括中國奧組委高級顧問魏紀中在內的多名業內人士，都反復強調從投入產出數字分析奧運會并不是理想的路徑，但數字畢竟是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通過IOC的統計，我們可大致回溯以往幾屆較重要奧運會的收支平衡表：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為當地社區和地方創造了1.45億美元盈余。

　　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盡管再造了這個城市的多個重要部分，總體上仍留下1200萬美元虧損。

　　2000年悉尼奧運會的影響，則更加復雜。根據IOC2001年的報告，一方面，通過高度成熟的戰略，奧運會讓澳大利亞從一個許多人眼中的偏僻國度，轉變為一個年輕的、富有活力和創意的國家。當地旅游業的“激情”，也得到充分釋放。2000年當年，悉尼游客數量就增長了11%。2001~2002年期間，旅游業更為這座城市帶來了24億美元的額外收入，同一時期的會展業也增長了34%。但總體上悉尼奧運會仍有高達12億美元的虧損，大量為奧運修建的運動場館至今空置。

　　單純比較以上的數字，對所在城市甚至國家而言，當然不是很“公平”。因為這樣超級的體育運動，由于其舉辦周期，往往離不開更大范圍經濟發展衰退或增長的周期考量。1996年的亞特蘭大奧運會就是一個例子：盡管經營狀況不盡如人意，但這座城市在舉辦奧運后，仍然成功吸引到了18家重要的跨國公司在此設立區域或更大的運營總部，并成為美國最強的“六個經濟強勢區域”。

　　上述多屆奧運會，都潛藏著一個共同的主題：推動地方經濟模式，進一步向服務業相關的領域轉變和拓展，其中最重要的又是旅游業和商業服務。有鑒于此，我們應當更關注總體經濟數字背后更為長遠和個體的因素：比如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包括經營、稅收、旅游在內總共約4.8億美元收入中，其中有9000萬美元留給了當地一個非政府的、業余的體育基金會。

　　在8月8日北京舉行的《第一財經日報》的“思想盛宴”，由此也產生了一個共識：順應這樣的開放、個性化潮流，我們需要一個更為創新、參與力量更為多元的奧運舉辦機制，也應當持續呼喚一種更為舒展、享受、自由的奧運神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