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貫中

　　中國今天的市場，離充分自由而公開競爭的市場，仍有一定距離。例如像物權法仍未確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市場自由進入和自由競爭等具有普適價值的法律和原則，還需深化。所以，當務之急是明晰界定所有權和產權，對不同所有權的企業一視同仁，保護所有企業和個人自由進出市場的權利，使勞動市場、土地市場和資本市場正常運作，并用這樣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來完成收入的一次分配。雖然收入分配仍然有貧富差別，但正如體育競賽中必然有勝有敗，人們愿意接受公正的結果。和競賽場上的勝敗不同的是，市場均衡價格的形成和基于均衡價格的交易，必然使交易雙方都較交易之前的狀態有所改善。即使民工這樣的境遇令道德家們唏噓不已，但對民工來說，只要能夠來去自由，其境遇相對于在家務農一定會有所改善。

　　由自由競爭市場解決收入的一次分配，不但會大大減少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責任，也會大大減少尋租，并會使中國避免走上某些福利社會將公正置于效率之上的陷阱。在貪官污吏層出不窮的情況下，政府的介入，比起市場上不依賴人際關系的客觀交易，往往更容易激起人們的猜疑。即使在政府必須介入才能推行的卡爾多改進的地方，也離不開自由競爭市場上形成的均衡價格的參照系。改革措施涉及的利害雙方，都不應憑空喊價，尤其不能憑壟斷特權(包括壟斷性買家和壟斷性賣家)以勢壓人，而應以自由競爭市場上形成的均衡價格為參照，否則無論增益還是損失都無法計價，更談不上由政府主持公平補償的問題。

　　懷疑市場經濟體制是所有可能的經濟體制中最有效率的，在今日中國這樣的人并不多。但是，不少人認為中國目前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惡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并歸之于主流經濟學的固有缺陷，甚至認為主流經濟學家明知市場經濟的缺陷而隱下不提，因而有誤導政府和民眾，與奸商狼狽為奸的嫌疑。這些情緒化的指責，邏輯上有兩個漏洞。第一，個別主流經濟學家也許有忽視市場失靈的時候，但不等于所有的主流經濟學家都有這類失誤。第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不等于世界上的主流經濟學。實際上，主流經濟學包含了對市場失靈、財富的公正分配，以及市場失靈的匡正之道的討論。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是無法歸罪于主流經濟學的。

　　檢討主流經濟學能否適用中國社會，應以主流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和結論為準。主流經濟學的實踐使幾十個歐美國家以及東亞一些鄰國變成了既有持續繁榮，又有公平分享的社會。原因何在呢？首先，主流經濟學主張明晰產權，保護產權。這不但是為了效率，而且正是為了保護愿意通過勤奮工作來改善生活、積累財富的普通民眾。在主流經濟學所構建的社會中，收入和財富來自公開而自由競爭的市場，而不是來自特權和出身血統。這樣的社會里，財富既是得到保障的，又是很快流動的。只要作出貢獻，沒有財富的可以擁有財富，沒有地位的可以獲得地位。而原來含著金匙來到人間的人，只要對社會毫無貢獻，很快淪為大家鄙視的貧民。這叫財富來得快也去得快，人人有出頭的機會，又有喪失一切的可能。一言以蔽之，財富和收入與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掛鉤，才是最基本的社會公正。

　　可是在產權得不到界定，不準擁有私有產權的社會里，所有的財富事實成為權貴的囊中之物。這些人成為法律之上和之外的特權階級，自然不用仰賴產權保護。對他們而言，越是產權沒有界定和保障，越是可以憑自己的權勢肆無忌憚地掠奪社會公產和民眾私產。例如當年英國的土地貴族們對公地發起的圈地運動、現今中國一些城市政府進行的征地，以及以國有資產為侵吞目標的一些貪官。獲利的都是有權有勢的人，而沒有得到正當利益的都是弱勢群體。

　　其次，主流經濟學主張凡競爭性市場能夠生產的產品和服務，應該盡量留給市場解決。這一主張不但基于競爭市場更能導致效率優化的理由，而且體現了對人性的深刻認識。正如亞當·斯密早就指出的，如果我們的福利基于別人的善心之上，這種福利會十分脆弱；只有當我們的福利基于別人對他們自身利益的追求之上，這種福利才會有堅實的基礎。所以，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承認，市場經濟確實是建于人們的逐利動機之上的。在法律范圍內的逐利是每個人不可侵犯的權利，既沒有什么崇高，也沒有什么可鄙。

　　第三，主流經濟學從來沒有將市場美化為人間天堂，完美無缺。相反，基于稀缺性理由，主流經濟學否認產品可以取之不竭。主流經濟學意識到市場會有失靈的時候。對市場失靈有詳盡的討論，并提出匡正之道，便是引入反映民意的政府干預。從反壟斷，抑制負外部性(例如環保，生態保護)，發揚正外部性(例如扶助教育，醫療和科研)，減少信息不對稱，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幫助弱勢群體獲得起點的平等(助學金，社會救濟，失業救濟，醫療補助等)，到公共產品的提供等等，現代政府已經被賦予遠遠超過守夜人的重大責任。最能反映主流經濟學趨勢的主要的現代經濟學教科書中，對此都有詳盡的討論。

　　以筆者在198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學習期間的親身經歷，即使是像芝大那樣以提倡自由競爭市場，反對政府過多干預聞名的學校，像斯蒂格勒、貝克、盧卡斯等教授們對上述和市場失靈有關的課題，都有客觀而中肯的介紹。認為主流經濟學完全忽視市場失靈，或對市場失靈缺乏匡正之道的說法，恰如天方夜譚。而且要指出的是，主流經濟學高度警惕引進政府干預市場的代價，對包括尋租行為在內的政府失靈的后果，有充分的討論。這和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在批評市場的同時，將主要希望寄托于加大政府干預，卻忽視政府失靈的可能性及其巨大代價十分不同。我們要高度重視政府失靈的代價，以免將來民眾對一些腐敗產生憤怒之余，又將板子打到主流經濟學身上。這也是為什么筆者呼吁盡量用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解決一次分配的原因。

　　最后，主流經濟學同時也承認，即使在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收入分配基本公正，但是由于各人事實上面臨不同的起跑線，政府有通過稅收，調節收入的再分配的責任。通過稅收調節人們的收入，幫助不幸的家庭在社會中重獲自食其力的能力，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防止貧困代際相傳的必要手段。事實證明，堅持由自由而公開的市場解決一次分配，由反映民意的政府通過稅收、義務教育、自由遷徙和社會救濟等手段調節收入的二次分配，能夠防止貧富差距，兩極分化，有效降低盲目仇富心理，避免絕對平均主義的發酵，同時避免陷于福利社會的泥沼，避免在世界市場上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