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犧牲不應被遺忘

　　□ 本刊記者 常 紅

　　廣西賓陽有個姑娘叫阿泉。

　　阿泉說，我們小時候家里每人有半畝地，現在越來越少了，全家只有1畝多地。種糧食不合算，花錢也沒法指望它。我父母老實，頭腦不活，不會做生意，為供我們讀書常常要

借錢，再一點點攢了去還人家。

　　阿泉的父母每天給人燙褲子，每條賺兩毛錢。阿泉的一個弟弟一次半夜醒來，發現父母還在給人燙衣服，不禁潸然淚下。近日，他的日記被《南方人物周刊》披露，上面既有“我要殺人”的偏激言辭，也有寒門弟子的柔腸——“今天一切都好，家庭和諧，吃了好菜，穿了暖衣，穿上好鞋，遺憾的是我想買雙手套給媽媽卻沒記得。”

　　阿泉的這個弟弟全國盡人皆知。因為后來他真的殘忍殺害了四名無辜的大學同學。他的名字叫馬加爵。

　　馬加爵的家鄉賓陽城市化進程很快，號稱廣西小溫州。而不會做生意的馬家父母卻不斷因拮據的生計爭吵。馬加爵日記的曝光，使人們看到一個少年怎樣生活在經濟、精神的雙重壓力下。而誰又能說，這不是日后制造“校園屠夫”的禍手之一？

　　近些年，越來越多的農民被裹進“城市化”這一社會變遷。據中國社科院的專家們分析，我國城市化率1993年為28%，2004年則提高到42%以上。到目前為止，中國約有4000萬農民在這一過程中轉化為城鎮居民，全國每年有20萬公頃農民土地被征走。

　　作為中國最弱勢的一個群體，農民的利益總是有意無意地被忽略。由于國家土地政策的限制，農村集體用地不能直接進入流通，必須在轉為國撥地之后才能賣為建設用地，實際上等于國家對土地壟斷經營。而賣為建設用地之后的地價與征地價之間的剪刀差，農民無權享有。

　　對于城市化，人們更多看到的是農民變市民的“榮耀”，然而，他們內心的失落和彷徨又能向誰訴說？耕地沒有了，豬圈沒有了，建立在世代沿襲的農村特有生活方式上的踏實感沒有了。而由于文化程度較低，勞動技能單一，他們的就業

　　應該說，為破解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城市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作為實現我國現代化的一個大戰略,農村城市化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之一，也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趨勢。然而，歷史的進步不能以犧牲一代人來換取，每一個社會組織成員都有權享受社會進步帶來的好處。從制度上保障失地農民的生活質量和生存安全，應該成為政府的當務之急。

　　日前，胡錦濤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會議提出，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要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其中，應該也包括對失地農民利益的保障。

　　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