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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評論員 陳 斌
隨著中國經濟政治力量的日益上升，上至政界學界，下至媒體大眾，對海外華人華僑的關注度與日俱增。東南亞華人是這個龐大的群體中的重要部分：由于歷史上的“南洋”——現在的東南亞——與中國地理上天然鄰接，總數約三四千萬的海外華人華僑，十有七八是東南亞華人。
在“南洋”：成就與困境
東南亞華人大部分是在明清和民國時下南洋的。明清時期中國人口劇增，人多地少，土地的邊際產出遞減，以至于難于維持正常的生活水準；民國時期又加上中國工業化進程緩慢，不足以吸納數量驚人的農村剩余人口，而當時中國生育后代的機會成本極其低下，人口出生率居高不下，人口密度不高、開發程度較低的南洋自然就成了當時中國海外移民的首選。
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移民，勇敢選擇了大海的方向，這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巨大的機會成本、風險和不確定性。他們無疑都是富于冒險和進取精神的優秀分子。正是他們及其后裔，付出了更辛勤的勞動，漸漸積聚了一定的經濟資源，同時也為當地的經濟開發和社會進步作出了貢獻。
然而，除了新加坡之外，東南亞各國的華人，較之于該國的主體民族，無論在人口比例上還是在絕對數量上都是名副其實的“少數族裔”。在當地各國的民族主義者眼里，華人擁有的經濟財富和取得的經濟成就，較之于華人在該國所占的人口或人口比例，顯得“嚴重不相稱”。當地民族主義者最關心的就是諸如此類的財富“政治學”，而回避天經地義的財富“經濟學”：財富的創造和積累永遠與能力和努力程度“相稱”。這些人一旦上臺，按捺不住會搞許多財富、機會和權利再分配的措施，當然受損的是華人，得益的是當地人。例如某國低代價的回收華人的土地分配給當地人，又在公立大學錄取指標上規定不利于華人的比例，華人可以的應對是通過市場交易的方式把土地再買回來，自己籌資開辦華人學校以滿足自己對高等教育的需要。
東南亞華人除了遭遇民族主義邏輯支配下的再分配——本質上是一種以民族國家的名義施行的對華人權利的侵犯——之外，還經常面臨民粹主義的威脅，后者的聲音比前者更為險惡。如果說民族主義只是一種通過制度和政策的路徑對華人的財產權和其它權利進行有限再分配的實際措施，是溫和甚至靜悄悄的，輿論上并不訴諸“你華人做錯了什么”，那么民粹主義則強化訴求的“道義性”，輿論上把己方放在“道義”和“正當”的高度，而把華人同“不義”和“作惡”聯系起來，不惜訴諸語言上的甚至實際上的暴力，舉動上超越對權利的再分配而走向對生命、自由和財產基本權利的侵奪。例如，某些華人富豪在某些國家被輿論指控向當局“政治獻金”，背地里搞權錢交易，損害國民的利益，這樣的指控真假難辨，但對華人的聲譽害處甚大，以至于華人富豪的形象常常被刻畫成“為富不仁”和“見利忘義”；華人勤勞致富在民粹主義者看來是對當地人搞“剝削”；某些華人富豪的奢侈生活更是讓民粹主義者義憤填膺。要說“政治獻金”，如果證實，就事論事是刑事問題；要說經濟交易，對雙方都有益，是“帕累托改善”；要說奢侈，如果由本人支付代價，只是生活方式問題，就因為它們和華人尤其是有錢華人聯系在一起，它們的含義就非同一般了，華人也因此常常成為民粹主義憤怒發泄的對象，偶爾還不幸成為民粹主義集體暴力的犧牲品。
低政治參與度
東南亞華人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雙重夾擊之下，再加上東南亞民族宗教情況復雜，他們經濟上的成功很難轉換成政治上的作為，而不得不表現出一種“政冷經熱”的綜合癥，既然他們在政治上找不到什么保障，就索性去尋求經濟上的保障，所以“政治冷淡”和“經濟亢奮”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需要說明的是，“政冷經熱”既非他們的天性如此，也非他們自愿選擇的道路，而是他們在特定的約束條件下所形成的特定行為模式。這是一般化的情形。
不過事情正在起變化。在不同的國家，東南亞華人的政治參與層次上有差別。大致而言，華人文化背景或文化背景與華人相近的國家，如新加坡和泰國，華人的政治參與情況較好，華人政治家大量涌現。一神教文化背景而有現代政治發展的國家，華人的政治參與不斷升溫，例如在菲律賓，越來越多的華人被委任為政府高官。而且，在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語境下，加之中國市場進步的外溢效應與和平發展的示范效應，當地一些政治上和心理上針對華人的“墻”開始瓦解。而如果當地人對華人有更高的接納意愿，那華人也更樂于有國家主人翁的心態，融入這些國家，參與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畢竟這些國家現在才是他們的家園。
約束條件起變化，行為模式也會隨之變化。從長遠看，東南亞華人的“政冷經熱”綜合癥是有自愈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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