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老年：傻人傻富氣

　　吳曉波

　　1979年，在安徽蕪湖，一個目不識丁、自稱是“傻子”的小商販給全中國的理論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難題。

　　42歲的年廣久在當地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街巷撿煙頭

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出獄后為了維持生活，年廣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從哪里偷學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滿口，慢慢地出了名。這一年，他要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掛出，沒想到因為其特別，竟引來一片叫好聲，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12個，這下子捅出一個大婁子了。

　　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的人眼紅，現在他請的雇工居然有了12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過的那個著名論斷：“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庇谑牵�“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這場爭論好像沒有在當時的公開報紙上出現過，但是，在政府官員中卻流傳甚廣，“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雇傭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題流轉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特征的大辯論開始了。

　　很顯然，在當時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中，年廣久的剝削性質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中，曾經明確地劃分了“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是資本家。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如今，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居然雇工12人，其性質幾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資本家，說了誰也不信，但用理論一套卻還真是的。在鮮活的現實面前，“經典”終于顯出它的蒼白和尷尬來。如果年廣久的傻子瓜子應該被清除的話，那么，“家庭副業”怎么能夠發展得起來？難道所有的工廠人數都必須控制在7個人之下？“傻子”出的這道難題，讓全中國的理論家們爭辯得面紅耳赤。

　　事實上，在當時中國，年廣久絕非孤例。1979年，全國批準開業的個體工商戶約10萬戶，雇工數量是否應該限制，到底能不能超過8個，這已經從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直接衍變成了實際難題。在廣東高要縣，一個叫陳志雄的農民承包了105畝魚塘，雇長工1人，臨時工400個工日，當年獲純利1萬多元，也在當地引起一陣激辯。這場大辯論一直持續到1982年，年廣久的瓜子工廠已經雇工105人，日產瓜子9000公斤，賺的錢據說也過100萬元了，關于“個體戶到底雇幾個人算是剝削”的爭論卻是塵埃未定。這時候，鄧小平出來講話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討論會上，鄧小平建議對私營企業采取“看一看”的方針，他當時便舉到了年廣久的例子，他說：“不能動年廣久，一動就人心不安，群眾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年廣久因鄧公一言而名留中國改革史。而在對待民間企業的政策上，這僅僅是第一道撕開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卻決定了中國企業命運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制，還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號文件中，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才被徹底放開。

　　在被鄧小平點名后，年廣久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個只會寫5個字(分別是“年廣久”和“同乙”)的小販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在隨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政治風云變幻，他的際遇便會隨之跌蕩搖擺。

　　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并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3個月實現利潤100萬元，但好景不長，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年廣久陣腳大亂，公司血本無歸。

　　1989年底，私營經濟再成灰色名詞，蕪湖市突然對年廣久的經濟問題立案偵查，罪狀是他在與蕪湖郊區政府聯營期間“貪污、挪用公款”。年廣久是一個文盲，看不懂按會計制度制作的規范的賬本，于是企業里的財務自是一本糊涂賬。他說：我只要知道進腰包多少錢，出腰包多少錢就行了。這個案件一直拖了兩年，1991年5月，蕪湖市中院判決，年廣久的經濟問題不成立，卻因犯有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期3年。據年廣久自己說，在法庭調查中，法官問他：你是否以解決工作為名，奸污過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個，是12個。他后來對記者說：你給我湊足大滿貫，我不如給你湊一打。

　　1992年，鄧小平南巡第三次提及年廣久，他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元，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编囆∑皆谀戏揭稽c他的名，一個月后他就被宣布無罪釋放了。

　　年廣久結婚四次。1987年，50歲的他同一個20出頭的年輕女大學生第四次成親，演出一幕驚世駭俗的情感劇。在當時，他的婚姻成為人們鄙視暴發戶的一個公證。年廣久有了錢后，很希望鄰里鄉親社會公眾另眼看他。他想通過仗義疏財換取社會對他的尊重。在兒子上中學時，經班主任介紹，他準備給學校捐一筆獎學金，當學校就此進行討論時，許多老師提出異議：給優秀學生頒發“傻子”獎學金，這不是往學校臉上抹黑嗎？

　　年廣久一直習慣于家庭作坊式的勞作，一直到50多歲，他都打著赤膊親自上陣，在燒得通紅的大鐵鍋前炒瓜子，市場一大，他就忙不過來了。瓜子不夠賣時，他就到其它作坊收購，裝入自己的包裝袋，結果因為質量參差不齊而品牌大損。他的長子年金寶這樣評價他的著名父親：他當時之所以出名，是靠新聞炒起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都在找典型，碰巧讓他撞上了。他個性天不怕、地不怕，得罪了很多人。作為“傻子”品牌的擁有者，他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給品牌造成不少負面影響。

　　1998年，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周年之際，《南風窗》記者多方尋訪，總算在蕪湖市再次找到61歲的年廣久，他們用下列文字描述這位當年的“中國第一商販”：他有些蓬亂的頭發明顯留著倉促起床的痕跡，一身藏藍色的西裝也不見平整挺括，被煙熏得發黃的手上留著長長的指甲，一枚碩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顯得分外惹眼，瘦削的臉上透著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年廣久對自己的評價是：大錯不犯，小錯不斷。而許多跟他有過往來的人則說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

　　年廣久說他一生只感謝一個人，那就是鄧小平。

　　這自然是他應該感謝的。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